建丰同志(建丰同志对方孟敖)居然可以这样

如果是我们今天的反腐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建丰同志而言，大概是要拿出壮士断头的决心。这个“头”不是别的，就是身为国民党党魁的父亲，及其所领导的腐败统治集团。

 

点击上方“公众号”即可订阅《北平无战事》勾勒了新中国建立前一九四八年的几个月里，在北平展开的国民党内部及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用关键时刻来衬托战争的全貌和人物品质，让人想起《伊利亚特》，后者同样是用最后的决战来展现大战的精气神。

与荷马史诗类似的还有，如《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开篇，《北平》伊始通过方孟敖案，展现方对无差别轰炸开封的“愤怒”[1]看多了内战剧，很容易猜到被怀疑“通共”的方孟敖应该就是共产党；但作为抗日英雄的方孟敖，其接触并且成为共产党特别党员，是在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时期。

他为何要加入共产党？这跟他的“愤怒”有关吗？和荷马史诗所刻画的众多人物形象一样，《北平》也人物众多，甚至很难讲谁是真正主角整剧给予了不同人物角色相当充分地展示性格及主张的笔墨很多观众都在剧中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角色，比如特别多人喜欢“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戏的崔中石；也有人特别喜欢剧中的几个老戏骨，比如燕京大学副校长的何其沧。

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去分析每个人物角色，所以我们不妨选择其中一个最为独特的角色：建丰同志，以期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分析，更好理解这部“史诗”大戏且来继续来看方孟敖的“愤怒”“愤怒”的关键在于，作为有着国民党中央银行高官父亲背景的方孟敖，因为这一“愤怒”所导致的违抗军令行为被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认作了有共产党嫌疑，从而不仅被控违抗军令，而且扣上了“通共”的罪名。

也就是说，方孟敖的“愤怒”本身在国民党调查部门，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党预备干部局看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的违抗军令行为在国民党看来，“愤怒”并不能也不该成为违抗军令的借口，即使这种“愤怒”国民党很多人也有，但所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所以必须忍住。

[2]敢于临阵抗命，放纵共军，那还不是“通共”？就国民党而言，反共是头等大事，和反共比，牺牲点平民、甚至毁掉一座城池都在所不惜[3]

在法庭上的方孟敖，承认自己就共产党，而他违抗军令的理由，却是拒绝执行必定伤及平民无差别轰炸后来我们知道，方孟敖的确是共产党特别党员，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即使他主要是出于保护共产党军队而违抗军令，但拒绝本身也事实上做到了不伤及无辜。

如果所国民党对他的“愤怒”无动于衷，那么换个角度说，任何一个有着正常良知的人，是不是都应该对这种无差别轰炸表示“愤怒”呢？可见在预备干部局这里，在反共面前，保护平民，不值一提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方孟敖的“愤怒”实际并非对轰炸的愤怒，而是针对下达轰炸命令的国民党的愤怒。

这或许就是他加入共产党的原因所在，因为共产党便建立在这种“愤怒”之上剧中，方孟敖被一个打给主审官的电话保了下来，打这个电话的就是蒋经国，剧中被称作建丰同志我们知道，指控方孟敖的是预备干部局，而保方孟敖的蒋经国实际上是预备干部局的局长。

为何杀人者又要救人？难道剧中被称作建丰同志的蒋经国，不怀疑方孟敖“通共”吗？其实玄机就在建丰同志和蒋经国这样两个同属一人的名字上蒋经国，意味着他是蒋介石的儿子我们知道，当年留学苏联的蒋经国，曾经发表过针对父亲的公开声讨，蒋还因此由共青团员提拔为共产党员。

此时的蒋，看起来对共产党的认同超越了血缘关系二战伊始，蒋经国获准归国，但并非投身到革命的延安，而是回到了父亲身边，很快放弃了共产党身份，加入了国民党由此可见，当年的声讨也可能是权宜之计对蒋经国而言，其对共产党的认同大概就没有其作为国民党党魁之子的血缘关系与特殊身份紧要。

但是，一个曾经留苏十二载的老共产党员，[4]因为父亲，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党员，他自己内在，到底认为自己是什么党的党员呢？真的完全不认同共产党的主义么？如果有认同，那么仅仅因为父亲就可以改变自己信仰吗？进而，我们要问他到底信奉什么主义呢？或者说，他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恰恰是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也可能是这部戏的关键。

[5]因为，真的一党之员，绝非党证所写之党员身份，而是内心对党纲的认信否则有某党党证，也并不意味着真正信奉并且遵循该党的主张由此角度，我们本文所特别关注的建丰同志或者说蒋经国，及其所设计的“孔雀东南飞”计划的关键人物方孟敖与梁经伦背后，实际都存在如此的党员身份复杂。

这种党员身份或者说党派认同的复杂性，也是本文所要追索的关键问题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了解一个人，不外乎这两点；而“其行”要远比“其言”重要想要把握蒋经国或者建丰同志内心的真实想法，显然也不外乎通过其外在言行观测。

就实际历史资料而言，蒋经国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回忆，都显示归国后的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战士，所以从“言”的角度，我们无法怀疑他对共产党的仇视，那么其“言”“行”如么？由此，“观其行”也就变得极为重要。

当然，这里的“观其行”显然面临电视剧中和实际历史上的龃龉，但基于现实的优秀艺术作品，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创造更好体会与思索人物内心的虚拟时空从这个角度看，电视剧甚至要比实际历史对我们而言更加重要剧中作为预备干部局局长的蒋经国，其另外身份是国民党“铁血救国会”领导者。

实际上“建丰同志”的名号，也仅属这个组织的内部称呼如此称呼显然有官民关系平等的味道，令我们想起蒋经国的共产党员生涯；其实这也是国民党曾经的党内称呼，只是到了内战期间，大概就不鲜见了，起码电视剧中是如此[6]“铁血救国会”并不见于史传，但其在剧中的所在所为，都让我们想起国民党的青年外围组织“三青团”，区别在于前者十分秘密，后者则相对公开。

蒋经国也曾经成为“三青团”的主要领导人，但就两个组织的性质与蒋的领导地位而言，却有天壤差别就前者而言，建丰同志可谓说一不二的独裁，但实际历史不可能如此我们可以揣测铁血救国会的可能来源，大概来自蒋经国抗战时期的“赣南新政”。

就在此时，蒋经国培养并提拔了一批属于自己指挥的青年军骨干剧中的老家赣南的曾可达，就是典型代表由此可知，这个“铁血救国会”名虽杜撰，却绝非完全空穴来风那么蒋经国的双重身份，联系到方孟敖案，就可以说虽然要杀方孟敖的是身为预备干部局局长的蒋经国，而要保方孟敖的，实际并非预备干部局身份的蒋经国，而是身为“铁血救国会”领导者的建丰同志。

不同的身份为何会有不同的选择呢？那就要问，建丰同志或者说铁血救国会为何要救方孟敖作为控方代表的预备干部局的曾可达——同时也是铁血救国会的骨干成员——在案件结束后觐见建丰同志，表达了重用“通共”嫌疑的方孟敖的不解。

建丰同志解释说：“党国的局势糟到今天这个地步，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我们国民党从上到下，几人为党？几人为国？几人不是为己？”若要反腐，“用好方孟敖是关键”因此，从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角度，杀“通共”嫌疑的方孟敖理所应当，而从铁血救国会角度，则是要重用有“通共”嫌疑的方孟敖，这里面的玄机是什么呢？。

在这段戏中，出现了建丰同志的背影如果没有记错，这是唯一出现他的身体，除此之外，他都是以声音形象展示在我们面前作为国民党党魁的儿子，也或者说实际上的接班人和未来领袖，以声音形象示人，意味着神秘的威严，象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力量与政治权势，进一步说则是党的主义与行动主张的化身。

[7]在建丰同志和曾可达对话中可以知道，建丰同志显然并非对方孟敖是共产党特别党员没有怀疑，那么他为什么执意要保并且重用方孟敖呢？这就不光是因为方孟敖是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的儿子、并且父子不和的缘故答案其实就在建丰同志所领导的铁血救国会的“一次革命，两面作战”的革命主张中。

建丰同志面对贪腐早已积重成疴的国民党，给出的解决办法便是用具有通共嫌疑的方孟敖作为一剂猛药，以期待产生奇效名为“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看起来反腐要远重于反共，正所谓“以毒攻毒”，最终或许可以相互抵消。

这充分体现在了用方孟敖去查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帐、查身为北平分行行长的父亲的账的安排上背后所针对的，便是国民党高级官僚从中进行的贪腐行为如此走棋不可谓不高明，但其玄奥显非“以毒攻毒”这么简单：如果说国民党的贪腐是“毒”，那么共产党在建丰同志这里真的是“毒”吗？或者说，建丰同志到底如何理解“反共”呢？。

我们可以承认方孟敖拒绝轰炸开封有着他是共产党特别党员的原因——正如其父所揣测的其受共产党指使才敢于违抗军令——但也不能否认，这并不与保护人民相冲突，甚至可以说主要是出自对人民的爱护因此他的“愤怒”就不光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愤怒，而是发自对人民大众的爱护，便是发自良知的愤怒。

我们由此可以认为共产党员的愤怒便就等同于良知的愤怒这两种愤怒的契合，实际上便是共产党能够赢得人民支持、赢得民心的关键所在“愤怒”指向的都是下达无差别轰炸命令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与方孟敖的“愤怒”对应的，便是建丰同志在电话中对国民党贪腐所表达的“愤怒”。

建丰同志的“愤怒”同样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那这种“愤怒”出于腐败亡党的考虑呢？还是出自腐败会祸国殃民的忧虑呢？身为国民党党魁之子的蒋经国，显然不会希望亡党，而要避免亡党，看起来也的确要反腐如果是我们今天的反腐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建丰同志而言，大概是要拿出壮士断头的决心。

这个“头”不是别的，就是身为国民党党魁的父亲，及其所领导的腐败统治集团实际上国民党腐败集团同样不希望亡党，蒋介石等人为了反腐，也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对大多数腐败的国民党党员而言，党不过是腐败的工具，即使明知腐败亡党，也难以割舍对于利益的贪欲，由此，对国民党主流而言，反共也就变得比反腐重要。

因为反腐无异于反对自己，而作为国民党统治地位最大威胁的共产党，也就是说，反共便成为国民党的众矢之的这一点甚至作为党魁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从而不得不与之妥协由此，反共就替代反腐，成为国民党的主要任务。

但这一轻重的选择在建丰同志对曾克达的电话中所彰显的，便是反腐远比反共重要而在剧中，建丰同志的作为也就主要体现在了反腐上

要反腐、要壮士断头，光凭“愤怒”远不足够，其所倚靠便是自己所领导的铁血救国会这个组织在国民党内部隐藏之深，其成员意志、才智之强，足以证明建丰同志的组织才能非常人能及当然，现实中的蒋经国未必有如此的能力与机会，能够建立如此高效的秘密组织。

但既然戏剧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超级蒋经国：建丰同志，既然他所领导的铁血救国会能力如此高强，又为何非要重用方孟敖呢？何以“用好方孟敖是关键”呢？从与曾可达通话中可以得知，在建丰同志眼中，反腐比反共重要；但在曾可达眼里，反共却要比反腐重要，所以他表达了对重要方孟敖的不解与担忧。

这自然也是多数党员的一致看法，包括多数铁血救国会成员也不例外由此可以揣度，建丰同志之所以用人不疑，绝非对方孟敖没有怀疑，而有其特殊目的因为他曾经是共产党，熟悉共产党的作风，所以深知只有方孟敖这种对腐败嫉恶如仇的人，才是反腐的真正干将。

另外，我们也可以认为，因为了解共产党，建丰同志对共产党的很多做法和主张，除却党派立场不同外，实际则有相当程度的认同所以可以认为，他名为国民党，实际所做的事情，非但不离共产党太远，甚至有很大程度上的效仿若不是因为党魁之子的特殊身份，必定如方孟敖一般被人控告“通共”。

这些通过剧中他所重用的同样有共产党嫌疑的梁经伦的言行举止中，便可看出端倪可以说，建丰同志的反腐大业，所依靠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虽然是自己的骨干，却和大多数国民党党员一样，认为反共重于反腐；另一类则是有通共嫌疑的人，与贪腐作斗争是这类人的主要任务。

显而易见，后一类人是建丰同志重视和期待的关键；更加显而易见的是，用好这两类人的关键，便是不能让前一类人的反共，反到有着通共嫌疑的反腐人员头上如何让两类人通力合作，是建丰同志的大难题在某种意义上，这需要运气的帮助。

读过蒋经国的日记与回忆录，我们无法怀疑他的反共的热忱剧中的建丰同志也派人暗杀了共产党员崔中石但如前所述，虽然剧中的建丰同志将反腐看得比反共重要，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杀共产党员，他杀的，乃是无法为其所用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影响他重用方孟敖的共产党员。

那么建丰同志的实际的“反共”热忱，还是值得我们打一个问号我们不妨追问，建丰同志到底如何理解国共两党的“兄弟阋于墙”呢？要理解这一问题，便要借助其所重用的铁血救国会骨干、燕京大学教授梁经伦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国共两党的革命思想关联。

从革命思想看，且不提前后两个“三民主义”，就说中山先总理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一段话，也是梁经伦在第三次被捕的时候在刑场所背的话《遗嘱》的关键词有“自由平等”、“唤起民众”等我们知道“自由”、“平等”既非一回事，又存在张力，因为少数人的“自由”恰恰可以建立在对多数人“不平等”的基础之上，但倘若单说“自由平等”连用，就应该认为这里的“自由”与“平等”都是多数人的“自由平等”。

“唤起民众”缺乏主语，这个主语首先是中山先总理本人，其次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同志”谁是“同志”？我们知道，中山先生病逝于一九二五年，此时，恰是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个“同志”亦包括具备国民党身份的共产党党员、甚至没有国民党身份的共产党员，以及所有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任何人。

反之，《总理遗嘱》的体现的“自由平等”精神与“唤起民众”做法，也与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由此，国共两党，既然曾经的革命目标和政党主义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为何后来分道扬镳？非要闹到内战不可内战的原因是什么？是谁放弃了“自由平等”、“唤醒民众”的革命目标吗？是谁的所作所为背弃或者说不符合《总理遗嘱》的主张了吗？如果是说剧中建丰同志的父亲所领导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背弃了先总理《遗嘱》，那么他们还算真正的国民党吗？如果真正继承和实现《总理遗嘱》的是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党，那么共产党岂不《总理遗嘱》的真正继承者，是真正的国民党？[8]。

就“唤起民众”而言，一方面是它是实现“自由平等”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作为先总理“同志”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倘若任何一方放弃了这样革命主张，就会出现名不副实的党的异化从这个角度，我们想起剧中的蒋经国，之所以剧中一直以在铁血救国会中的领导者“建丰同志”出现，这或许意味着，蒋经国希望铁血救国会能够成为《总理遗嘱》的后继者。

这种后继恰恰是他同样认为其父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背弃了《遗嘱》这从建丰同志对党国贪腐的嫉恶如仇可以得知这种嫉恶如仇，如果仅仅是出自对亡党的忧虑，那么他显然大可不必跟国民党贪腐集团如此较劲，而应该将反共看得重于反腐。

但通过剧中他的很多细节，特别是他对方孟敖将和敬公主府让给东北流亡学生的肯定上，理应认为，建丰同志有意继承先总理《遗嘱》，继承国民党曾经的革命追求那么在一个普遍放弃革命追求的腐败政党中，他缘何能够保有这种革命追求呢？进而他的革命追求是如何形成与稳固的呢？如果说他有组织铁血救国会的能力是因为他的特殊地位和领导才干，那么这种追求便很难完全用地位与天赋解释，因为这难免与个人的生活际遇密切相关。

这就让人想到蒋经国早年的留苏岁月与共产党员生涯从《总理遗嘱》的后继者意义上，在反腐的角度上，建丰同志就与共产党人就成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意义上的盟友，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以父亲为领导的国民党高层腐败集团这就可以回答为何建丰先生敢于重要身份复杂的方孟敖与梁经伦：他要的就是这种复杂身份，因为他清楚，此二人内心认同共产党的主张，而这种主张，不仅不与《总理遗嘱》抵牾，严格来说也来自《总理遗嘱》的精神。

所以这种认同便并非是对共产党的党派认同，而是对《总理遗嘱》精神的认同，只是此时真正继承和效仿《总理遗嘱》的是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所以他们才有“通共”嫌疑他们实际则与《总理遗嘱》血脉相连有了这种认同，才能在反腐大业上敢想敢干、屹立不倒。

由此可以认为，建丰同志为重新让国民党成为《总理遗嘱》的继承者，所要做的，便是借助这些“通共”分子，这无异于复制当年的国共合作如果说当年的国共合作的目标北洋军阀，这一次合作的目标就是自己父亲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如此说来，国民党当年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实际上无异于被北伐，消灭了现实中的北洋军阀，自己却变成了新的“北洋军阀”那么建丰同志的真正革命任务，便是新北伐所谓“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前者大概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党派忠诚，而后者才是革命重点；所谓“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大概反腐才是唯一值得去做的“革命”追求。

如果说建丰同志是因为自己姓蒋而不得不因为尽孝的缘故回到国民党，那么他要救这个时机早已无药可医的党，同样可以看作对作为党魁父亲的尽孝，这同时也是一个国民党党员的尽忠只是他采取的药方则是重用“通共”嫌疑的方孟敖与梁经伦，也就是要借共产党来救国民党。

这种救法，在国民党任何派系看来，都属无稽之谈当蒋经国继承先总理所寄托的“同志”名号，希望能够挽救党国的时候，《遗嘱》仿佛谶语般，预言了不再“同志”的国民党的江山易主[9]这在剧末梁经伦与徐铁英、曾可达的对话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徐铁英问梁经伦：“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这是国民党腐败同志集团的成员在问“通共”嫌疑的铁血救国会成员骨干而这位骨干，把问题转给了没有“通共”嫌疑的铁血救国会成员骨干：曾可达曾沉默，问题又被梁经伦接了回来。

梁经伦堪称全剧点睛：你（曾可达）的老家在赣南，你的父母还有兄长、现在还在老家种田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还是我直接回答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四亿多农民，百分之九十九不识字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

他们只懂得：没有土地就没有饭吃谁让他们生存，他们就跟着谁走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深知国情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民生主张，这个主张被国民党抛弃了，却让共产党在解放区，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在党内，经国同志看到了这一点，在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你们的攻击，中央党部甚至说他是苏俄的共产党……在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不到百分之九十的资产。

少数人的利益被你们保住了，国民党却被你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在这段话中建丰同志和蒋经国合二为一被称作“经国同志”，这就显示了这并非铁血救国会内部谈话，但“同志”的称谓也暗示其与国民党贪腐集团有所区隔。

令我们吃惊的是，即使他是党魁之子，但他的做法也仍旧被人指责“通共”可“土改”的做法，难道不就实现先总理的“平均地权”主张、不是就是遵循《总理遗嘱》与三民主义吗？恰如剧中建丰同志所说：“难道所有得民心的事，都只能是共产党做的吗？”。

如此精彩的陈诉，最终的结果却是被出卖：梁经伦被曾可达出卖给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特派员前面的担忧终于还是发生了如果是建丰同志用两类人来反腐败，那么贪腐集团应对办法，就是用让这两类人自相残杀；用其中的反共之人来除掉反腐之人，罪名便是“通共”与分裂党国。

曾可达出卖梁经伦最终说明两件事情，建丰同志之所以重用“通共”嫌疑份子，恰恰是因为他所倚仗的铁血救国会中，大概人真正理解他的反腐重于反共、没有人真正理解并遵循先总理《遗嘱》、没有人真正清楚共产党的主张与做法恰恰与《遗嘱》一脉相承。

他在国民党党内，可谓“同志”难觅“从上到下”绝非说辞曾可达的行为说明他虽然忠于建丰同志，但这种忠诚并非建立在对建丰同志的精神认同，而是对建丰同志所代表的党派忠诚这种忠诚导致他无法理解反腐重于反共、导致他无法真正理解何谓“同志”、导致他无法理解两蒋的矛盾从而站错了队、最终导致建丰同志的反腐计划以失败告终。

作为铁血救国会的骨干成员的曾可达在反共问题上的毫不含糊，也意味着国民党党员其具体身份虽有不同、具体任务虽有不同，但无不将反共看得比反腐重要、无不将亡党看得比失去民心重要这也就是曾可达与徐铁英能够最终握手的根本原因。

那么，难道他们真的认识不到国民党腐败已经积重难返吗？亡党不是反共所能解决的么？和方孟敖与梁经伦这种身份复杂的人比，曾可达与王蒲臣这种身份明确的铁血救国会成员和国民党党员，实际更加忠于建丰同志、忠于铁血救国会与国民党。

这种忠诚源自政党立场，背后则有一腔忠孝存在[10]也就是说，曾可达这种由蒋经国一手提拔并加以重用的火箭式干部，其忠诚也大多源自对领导的自知遇之恩以及对作为“兄长”的蒋经国的忠悌之情他的能力在于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对《总理遗嘱》的精神，即使理解，其革命的方式也不过是听长官的话，而绝不会和方孟敖一样，敢于违抗军令。

曾可达以及绝大多数国民党员的革命追求都体现在了忠君爱党上面对如此忠诚型人才，建丰同志也不能直接点明他们的问题所在，否则也就真得成了分裂党国但梁经伦不同，通过梁的陈诉可以得知，他很显然超越了这种忠孝之情、超越了党派忠诚，虽然同样重视建丰同志的知遇之恩，但他有能力理解国共两党的主义学说与政党主张的一致性、进而理解建丰同志的关切所在。

这就使得梁经伦能够摆脱自杀“成仁”的曾可达的愚忠，成为是建丰同志所真正需要的人才这种对忠孝的超越、对党派冲突的超越，就体现为一种对革命精神的真正追求——谁真正继承革命、继承《总理遗嘱》，就认同谁；谁背弃革命精神、背弃《总理遗嘱》，就反对谁——这难道不是本剧所真正想要表达的革命的精神品质吗？只可惜这种高贵的革命者的稀少，更加上铁血救国会的愚忠以及国民党腐败的积重难返，使得建丰先生的反腐事业，夭折襁褓。

如果我们认为蒋经国是出于孝道而离弃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他没有背弃对父亲的忠孝但是通过剧中的反腐行动，他的忠孝显然也跟梁经伦一般，超越了愚蠢的忠孝，而体现为一种革命者的忠孝这就体现在了他与父亲所领导的腐朽集团的斗争之上。

若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要问亡党、亡国哪个更重要？或者说对蒋经国而言父亲所领导的党国重要还是《总理遗嘱》的彰显的“自由平等”、“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重要？答案就倾向于后者但显然这一切都是艺术虚构，包括对其反腐重于反共的看法，若从其实际历史、特别是通过日记与回忆录对蒋经国进行评价——因为电视剧中所刻画的当时的蒋经国的权力要比实际大得多——答案或许就不同。

此间差别，便是电视剧带给我们的启迪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剧中的铁血救国会，虽然令我们耳目一新，但这样具有战斗力的秘密组织，并非蒋介石等人所建立，而是一个在共产党浸淫多年的年青接班人所秘密建立、秘密行动，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可能历史中，蒋介石所建立与寄意的三青团，及这个团体所遭遇的种种变故，都反衬了铁血救国会的不可思议。

[11]虽然剧中的铁血救国会没能在理念上跟随蒋经国的步伐，但起码没有如现实中的三青团一般，成为派系冲突的牺牲品就牺牲品质而言，愚忠愚孝要远比臣服于某些派系利益更值得肯定三青团全名“三民主义青年团”，从名称上看，难免有暗示国民党本身背弃三民主义的意涵，尽管三青团本身也没能真正继承三民主义精神。

那么《北平》一剧所虚构的能力超强的铁血救国会、所虚构的权力很大的“建丰同志”，很大程度上是在告诉我们，倘若我们革命的父辈们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建立了腐败集团，作为后辈的我们是跟着享受、成为腐败集团的一份子，将维稳看得比反腐重要？还是勇敢地超越所谓的“忠孝”，超越愚忠愚孝，去做革命的真正接班人？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理由吗？[12]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蒋经国先生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更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超越这种愚忠愚孝，真正回到人民的怀抱，做真正的革命者。

[13][1] 参见《阿基琉斯传说中的血气、正义与愤怒》，载《血气与政治》（华夏出版社，2007年）和阿基琉斯一样，方孟敖也为自己死去的朋友而战，但与前者为友谊而战不同，后者则是为一种崇高的正义而战[2] 能够忍住“愤怒”而服从命令，虽然看起来是一种“节制”，但因为没有遵循可以分辨善恶的明智德性，从而不是真正的节制，而是怯懦。

方孟敖由于“愤怒”而导致的违抗军令，则是一种高贵的勇敢与明智（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1115b20、1119a25、1140b5）和虚假的“节制”对应的，则是阿基琉斯在处置赫克托尔尸体上的不节制，不过最终，他还是通过主持葬礼，节制了自己的血气。

[3] 以方孟敖拒绝轰炸开封的审判作为全剧的开端，也跟剧名《北平》所体现的和平解放北京相互对应[4] 蒋虽然加入的是苏共，但本文且不在苏共与中共之间做区别，因为起码在名称上，它们都叫共产党，就信仰而言也同拜马克思列宁主义。

[5] 这一点也在全剧开端对共产党特工林大潍审判中得到了精彩展现[6] 蒋介石的“校长”称谓也都没有这样的平等意涵[7] 觐见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秘书对曾可达做了一个吃饭的手势，让我们知道建丰同志已经忙得错过了吃饭。

反过头来说，也就意味着建丰同志远非超越凡人生理需求的诸神，我们也由此可以去探究其世俗的一面，特别是面对父亲的孝道问题不得不说这部戏在这些小的细节上极为用心[8]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在给蒋介石的公开信中，认为“反共就是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就是反革命”（转引自李敖：“论定蒋经国”，载《李敖大全集·蒋经国研究》，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

[9] 这部戏中在北平的币制改革与建丰同志直接唱反调的人名字叫陈继承，大概是有意为之，“陈”意味着陈年旧人，“继承”则是反讽也就是说，这些国民党老人，早已不再继承先总理《遗嘱》，也就不再是“同志”[10] 如此“忠孝”，令人想到孙中山倡导、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大力推崇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

但这种推崇的后果，则是愚忠愚孝的亡党亡国可以参见剧中共产党员林大巍的法庭陈词[11] 参见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四章“国民党的政治内幕：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12] 毛泽东同志在《对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的指示》中写道：“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

你们青年批判搭配那里，党中央就支持到哪里”（载文革地下毛选《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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