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兰(昆兰大学)硬核推荐

看起来高大上的伦理学，却和科学技术的进程紧密相关。伦理：从未离开过科学热点的学科科学，注定没有终点。

 

看起来高大上的伦理学，却和科学技术的进程紧密相关伦理：从未离开过科学热点的学科科学，注定没有终点在宏观世界，因为有了科学，我们得以窥探到了宇宙的面目；我们也许对于宇宙的了解依然很少，但是对于那个无穷大——“+∞”的极致世界我们越来越有了信心——哈勃望远镜，光谱分析技术，宇宙飞船，让我们人类对于宇宙有了越来越雄心勃勃的计划和行动；。

在微观世界，我们从解开原子那一刻起，对于更小的粒子的探寻，使得我们人类的对于那个无穷小——“—∞”的极致世界越来越接近；不断有科学家说，他们可以解读上帝了；如果科学没有终点，那么在“至大无外”的世界和“至小无内”的世界两个方向，我们也许真的会离“上帝”越来越近。

可是，如果在和“生命”相关的科学领域，科学没有终点，人类就会有些害怕了比如，一些科幻片里呈现的未来机器人统治世界的场景；一些由人研究出来的一些病毒肆虐的场景；再比如，一些由基因科技带来的变革，人们在接受他们时总是有些害怕心理，这对于近来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在接受转基因产品方面有些谨慎是必然的；。

科学，没有终点，但是科学必须要有方向；我们当然不希望科学失控；当人类越来越依赖科学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有理由让科学在人类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去做工；这样才是我们人类的福祉于是，科学必然和哲学结合；于是，科学伦理学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学科；

在一些热点事件因为各自立场使得争论变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都将目光投向伦理学尽量让那些无法平复的争论，在尽可能兼顾个方面的立场的情况下，得以“不完美”解决科学伦理，不是解决所有矛盾的更高一级理论，但是它能让我们多一些视角去解读、研判整个矛盾的方方面面；更加全视角去做出决定，并减少科学在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误判。

本期热点科评，我们就一起走进“科学伦理”这个学科领域的殿堂里，对这门学科做一次朝圣吧。走进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翟晓梅，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

翟晓梅的社会职务可就多了，下面摘录一些，不妨看看她的工作领域：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伦理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医药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人文素质和社会科学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伦理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遗传学会伦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伦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药理研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之所以如此摘录，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对科学伦理的重视。

和鼎鼎大名的协和医院在一起，协和医科大学就在协和医院的旁边。

协和医科大学部分建筑本身就是文物，这里已经被国家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10月23日下午一点半，记者如约赶到了协和医科大学在大门处，正好碰到她的弟子，李京儒她把我带进了他们的教研室输液管应该拔掉还是继续留着？在美国曾经有三起著名的植物人案例，它们分别是：（案例摘选自南方周末）。

卡伦•安•昆兰（Karen Ann Q uinlan）案1975年，21岁的卡伦•安•昆兰由于饮用酒精和镇静剂混合物而导致呼吸衰竭和脑损伤，她的父母要求拔掉用于维持性治疗的呼吸机而被医院拒绝昆兰家无奈诉讼至新泽西高等法院，1976年法院判决支持昆兰家的请求，最终医院满足了卡伦父母的要求。

拔掉呼吸机后卡伦恢复了自主呼吸，并进入持续性植物状态，她在生存了10年之后因肺炎而死亡南茜•克鲁伊（Nancy Cruzan）案1983年，26岁的南茜克鲁伊因车祸而成为植物人南茜的父母请求拔掉饲管，放弃对她的治疗。

此案几经周折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结果仍以南茜的父母“未能提供南茜不愿在人工状态下维持生命的有力证据”为由而被驳回后经南茜的父母进一步向他们所在的密苏里州提供证据，最终得以放弃对南茜进行治疗的判决1990年12月，南茜的饲管拔除，并于一周后死亡。

加里•道克里（Gary Dockery）案1988年，警官加里•道克里因头部中弹而陷入昏迷，其后，他在经过7年的意识丧失状态之后，于1996年意识恢复并开口说话，而一天之后，他又重新进入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于一年后死亡。

加里•道克里的意识障碍被认为属于“最小意识状态”2014年9月，记者以卡伦案为例，对翟晓梅老师进行了电话访谈，当时是想就科学的精神向她请教（暂未发表）因此，本期一起介绍更加有了“案例价值”的意味晚宴上昏倒没有再清醒过来的卡伦。

21岁的卡伦是昆兰夫妇的十分钟爱的养女；1975年4月14日，她在朋友的生日晚宴上饮酒昏倒，朋友们以为她喝醉了，扶她上床休息谁知过了一会儿一位朋友发现她停止了呼吸，立即为她进行了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并随即将其送往最近的医院。

血尿检查发现，她体内的酒精并未达到危险浓度，也未发现其他异常，她停止呼吸原因不明，但在那期间由于缺氧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一周后她被送往另一家条件更好的医院专家们对她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确证有广泛性脑损害，并且排除了几种可能的昏迷原因。

一开始，昆兰夫妇满怀希望卡伦的眼睛时张时合，妈妈和妹妹觉得她还认识她们但她的情况很快恶化，体重从120磅逐渐降至70磅，身体卷曲成一种刻板的胎儿状，5.2英尺的身长已缩致3英尺左右，靠一台MA－1型呼吸机机械地呼吸着。

三个月后，亲人们被告知卡伦将永远不再恢复意识7月初，卡伦的医生、母亲、妹妹和弟弟都终于不再相信她能恢复意识了，只有昆兰先生还怀着希望医生莫尔斯对他说：“即使上帝做出奇迹使她能活，她也只能在医院中如此了却余生了”。

昆兰先生这才认识到卡伦永远不再是他所记得的那个女儿了他同意卡伦妹妹的看法：“卡伦决不会愿意象这样在机器上活着，她不喜欢这样”昆兰夫妇教区的牧师也使他们确信，罗马天主教会的道德学说并不要求用非常的手段支持一个无希望的生命。

在作出决定之前，昆兰问牧师：“我这是在扮演上帝吗？”牧师说：“不，上帝已经做出了卡伦将死的决定，你只是同意上帝的决定罢了”拿走呼吸机 结束卡伦的生命？7月31日，卡伦失去意识3个半月之后，昆兰告诉医生他同意拿走呼吸器。

他签署了一封信，同意医生停止使用一切非常手段，并免除医院的所有法律责任莫尔斯医生对他说：“我认为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后来莫尔斯医生改变了主意，他认为这里有道德问题，需要同别人商量一下医院的律师告诉昆兰，卡伦已经21岁，他已不再是她的合法监护人。

昆兰去找律师阿姆斯特朗求助，他向律师解释说：卡伦是个没有收入的成人，是由医疗支付计划（Medicare）支付她每天在医院花费的450美元，要求撤除呼吸器并没有经济动机，他认为应该允许卡伦死亡，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正因为这个理由他才请求作卡伦的监护人。

卡伦的母亲、妹妹和朋友都作证说，卡伦经常谈到不愿靠机器活着专家们也证明她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PVS）”，不再有可能恢复意识但医生们认为，她仍有脑电波活动，也有可以觉察的脉搏，无论按医学标准还是按法律标准，她都没有死。

9月12日，阿姆斯特朗律师向新泽西州高级法院缪尔法官申请任命昆兰为卡伦的监护人，以便他能具有“同意停止使用维持她生命的所有非常手段的表达权”他强调，宪法保证个人拥有绝对的隐私权，这种权利允许个人为自己或其行动的他人停止使用非常的治疗措施，即使这样做会引致死亡。

但缪尔法官驳回了请求，他称赞了昆兰的品格和关心，但认定昆兰因为女儿而产生的极度苦恼影响他对女儿福利的判断因而他不应该作她的监护人他还说，因为卡伦仍然活着，“法院不应该同意撤除呼吸器，这样做就是杀人”于是，阿姆斯特朗律师上诉新泽西州最高法院。

这回，法院同意昆兰能够代表卡伦的隐私权，不论他为她作出什么决定，社会都应该接受最高法院还免除了撤除呼吸器的任何刑事责任，认为即使这样引起死亡也不是杀人；而且即使是杀人也不是非法的，最后，法院决定如果卡伦的医生认为她永远不能摆脱昏迷，那么可以拿走呼吸器。

如果卡伦的医生不愿这样做，昆兰可以找任何愿意这样做的医生来做呼吸机终于被撤走！在呼吸机撤除以后 卡伦意外地自主呼吸！卡伦的呼吸器撤除了，但她却意外地开始了自主呼吸昆兰夫妇长久奔波想为她找一所慢性病护理院，碰壁达20多次，医生们极不情愿卷入这种病例。

最后终于在1976年6月9日转入一家护理院，她在那得到高营养喂伺，定期使用抗生素控制感染她一直昏迷着、呼吸着，直到1985年以下是翟晓梅的回答摘要：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生命伦理的案例当时在全美国引起过轰动。

今天再来看这个案例，因为拉开了更远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人类对于生命的认识有了更高的层次，所以我们不再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可是当时，所有参与到这场争论的人们都做了正确的事情！他们的养父母，弟弟妹妹；他们的医生；

进入司法程序里的律师、法官们；以及最后那个护理了卡伦将近10年的护理院；这些人的共同努力，使得人们对于生命的认识才有了推进；今天关于“脑死亡”这个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植物人、安乐死、器官移植……这些新的科学领域得以迅速发展，生命伦理学的由此也得以成为显学，并被置以崇高地位。

当脑死亡概念的出现，器官移植医学科技的成熟成为可能，更多的人能得以救治成为了必然人类对于自己的认识越是清晰，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质量就越伟大人类是否应该预先制造“超级病毒”——科学伦理应该引导充分辩论。

第三次约访翟晓梅，是10月中旬了其实，在记者本人的科普写作过程中，很多涉及伦理的热点事件，都希望得到一种“价值观指导”这四个事件分别是：人造超级病毒机器人网络安全转基因这一次翟晓梅老师终于有了时间接受采访，得以将这些问题一并呈现。

热点事件回溯：一个日本科学家在美国大学实验室里，将本来是禽类才可以感染的病毒，培育出人可以感染的病毒并且人类暂时对它没有抵抗力、防御能力“将风险防范调整到严苛的程度 是伦理学审慎原则的体现”日本科学家在美国培养出“超级病毒”这类事情在我们国内也发生过。

在禽病毒里，有两类这样的病毒，一种是高致病性，但是传染率低；另一种是传染率高，但是致病性低农业部下属的一个实验室里，有科学家将这两种病毒通过基因技术，培育出了“既有高致病性，又有强传染率”的病毒当时我本人参加过这个问题的讨论，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我反对的理由当然是基于我们伦理学的基础，既然这个试验有极强的风险，而我们又没有防御措施，在“科研价值”和“众生生命价值”的这两个价值之间做选择，我们应当以“众生生命价值”为重伦理学是做判断是基于价值判断，可是科学判断是基于事实判断。

在那一次讨论中，当我提出反对意见之后，立刻有农业部的科学家提出了反驳因为他们的实验可以为人类提前预防该类病毒的出现，提前生产该病毒的疫苗有着重要意义病毒的变种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们不能等到这种病毒真的来了，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类似的辩论在美国也发生过，有人认为他们做了“不审慎的科学”，也有人认为他们做了“伟大的科学”伦理委员会，一般来说，总给人比较保守的印象在对待新事物尤其是有一定风险的科研项目时，总给人跳出来打一棒子的印象。

这是不对的伦理学有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比如原子弹，当初我们是从造福人类的方向开始科研的，可谁知道它能成为灭绝人类的武器呢？因此伦理学的审慎原则不是要阻碍科研，而是让科学家们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超级病毒如果没有被控制好，如果被邪恶势力利用呢？我们不能否定这种风险的存在，因此，审慎原则，必然要成为类似科学研究管理的指导原则。

“我们也许给不了结论 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出过程”——伦理委员会不应秘密投票 应当做到充分讨论 并要让各方参与进来实际上，伦理委员会的组成是各种学科在各自视角下，对一个事物的共同审视因此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观点，发生争论是正常的，是必要的。

而且越是充分辩论，伦理审查才越有价值比如我们在进行伦理审查的时候，有该项研究项目的科研带头人，有法律界人士，有我们这种伦理学专业人士，在这种争论之下，其实是为了公众做好价值判断，风险评估的过程充分辩论保证不同学科都有发言权。

实际上，因为我们视角不同，很少有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我们过去在伦理学方面没有重视，缺了很多课，往往科学就是科学，现在不同了，国家和社会重视了科学不需要投票，但是公众认可、接受却需要争辩当然现在社会情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很多利益冲突参与了进来。

它们会影响专业判断，影响到职业使命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应坚持伦理学基本原则例如转基因产品，标识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老百姓往往看不到过程，只看到结果这就需要让公众参与进来，保证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 ，这样公众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

我们是否应该害怕机器人？——关于机器人的 “智能”发展热点回溯：我们热点科评曾经就机器人这一领域作过专题报道当时囿于篇幅，只对工业机器人进行了报道实际上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机器人的智能未来是很难预测的我们是否应当提前做好价值预设？。

“超级智能机器人的方向在于“必须可控””对于机器人的恐惧感，人们普遍没有太大的共识这是因为人们有着另外一个共识就是，机器人毕竟是人造的，它的智能不可能超过我们人类用西方的谚语来说就是：上帝不可能创造出一块自己举不起的石头来。

超级电脑“深蓝”击败国家象棋大师科斯帕洛夫，并不代表它的智能可以超过人类而是它在人类现有智慧的前提下所有的能力现在关于机器人的科技发展，关于对机器人的定义还在进行时当中，比如，山东科学家有科学项目可以控制 “活体鸽子”起飞和飞翔方向，而另一些科学家也可以通过人工方式控制活体生命的活动，这些科技的发展，未来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它们和人类的结合要到什么程度，我们人类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去发展它们，这些都还有待科技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对于科学的未来，是否造出比我们人类还要聪明的机器人，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可控”一个没有规则的江湖，更应呼唤伦理——关于网络安全首先，应当呼吁立法，严惩不法黑客其次，这个领域太应该建立起它的伦理委员会。

说起网络安全，翟晓梅也和记者一样非常激动她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同事第一天刚生完孩子，第二天就有电话打了过来，向她推销奶粉，尿布对方说是随机的，这样的说辞鬼才信呢遇到这样的情况，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监视了，心里的确会留下阴影。

翟晓梅说她带过一个已经毕业的研究生，他的本科学的是计算机，翟晓梅大力鼓励这个学生就“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开题来写毕业论文这个学生做到了，写了一篇很好的毕业论文网络的普及，大数据时代的全面来临，确实带来了社会深层次的变化，比如社会问题方面，不熟悉网络技术的老年人更加被边缘化，农民工甚至买车票都成了问题。

不仅如此，网络黑客，在技术上利用网络的隐秘性，大肆做着违背道德的事情，甚至干着违法犯罪的事情，的确让人们感到网络安全黑洞之深还有一个朋友真实的故事：一个黑客盗用了一个qq号码，让这个qq号码里的一个好友给黑客的手机打入150元话费。

好友信以为真但是当两个好友见面谈起此事时，两人去公安部门报案，公安部门不受理，不予立案这些网络黑客带来的经济伤害也许是小，但是对于人们心理的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破坏，却有着极大的摧毁力当然，对一切黑客行为进行打击，涉及到社会成本。

但是我们因为每天杀人，难道就不治理了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其实已经意识到了，但是没有动作这个领域首先呼吁的不是建立伦理规则，而是要紧急呼吁立法现实世界如果对于黑客干坏事的惩戒形同虚设，那就会鼓励网络违法犯罪。

网络安全领域里的黑幕必须要有人站出来揭发，要告诉公众如何提防对于网络违法犯罪，主管部门应当立法予以打击和现实世界一样，对于违法犯罪不惩罚，就是鼓励！网络高手和网络黑客仅仅就是一步之遥，现在对他们没有规则约束。

这个领域制定规则比较难，但是难，那也要逐步建立规则现代科技手段让人们可以轻轻松松实现一些人们过去难以做到的事情，这并不代表着我们一定要那样去做作为“人”的存在，最起码的伦理道德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因为别人利用黑客技术侵犯了自己，而愤起也去学习并利用黑客技术反击，这本身就将自己拖入到了一个低级的层次里去，因此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一方面应该做好防范，另一方面应该洁身自好，做一个“网络君子”。

网络安全伦理越是难以制定，自我约束就越有价值我们应该有一种如同佛教里的地藏菩萨的信念，要相信：将地狱里的魔鬼都度化到天堂，换来一个晴朗的世界——抱着这个信念去建设网络安全的秩序，我们才会真正有一个有秩序的网络世界。

挺转反转之间，我们该如何选择——关于转基因目前的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太大问题，不应过度恐慌转基因的推广应当尊重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基因技术”如果用于治疗遗传疾病是应当允许的比如发现兔唇基因，提前进行干预，我可以选择“生”或者“不生”，这是允许的。

未来如果基因技术发展到可以将已经有兔唇的人进行基因改变，弥合他的基因缺陷，这也是应当被认可的但是我们应当反对基因技术的滥用它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比如基因干预过多，制造完美婴儿，这是得不到伦理学的支持的——那些因为做了基因干预的人，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强壮、更美丽，技术的应用造成了不公正，扩大了不公正的鸿沟。

这是不被人们接受的目前的转基因技术并没有这些问题它们的“科学目的”是要解决病害问题，解决产量问题，解决质量问题，并不会带来灾难，因此公众不应过分恐慌但是，转基因推广应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标识是尊重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方法。

这样让公众自己选择，也尊重了大家的选择权媒体如何参与转基因报道？——实事求是依然是媒体报道转基因科技最宝贵的原则目前，大部分媒体走的是市场路线，也就是说，要靠广告来养活自己在传播转基因技术的时候，尤其要做到客观公正，不能从中非法获利。

否则只会更加激化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反感媒体尊重客观事实，自然会得到公众的认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到出了自己的职业精神，自然就会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不是违背自己的原则去牟利实际上，那样的操作也不可能长久关于转基因科学家参与科普

转基因技术的推广目前确实有些困难关键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有科学界和公众对话不够有关我非常赞同科学家们带头吃转基因食品因为，你们是科研人员，你们最知道这个产品的性状，最熟悉它们的风险巴里•马歇尔（Barry Marshall）是螺旋杆菌的发现者。

2005年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当有人质疑螺旋杆菌的风险性的时候，他能当着媒体一口气喝掉了幽门螺杆菌的培养液，这就是科学家的担当因此，转基因科技领域如果要实现良好的推广效果，也应当呼吁科学家们站出来带头起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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