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色火药_栗色火药与黑色火药
摘要：后人对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史演进“三段式”的表述在理解上略嫌机械和绝对，认为洋务
✦ ✦✦ ✦✦ ✦✦ ✦摘要：后人对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史演进“三段式”的表述在理解上略嫌机械和绝对，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器物层面变动的时期，戊戌维新仅是制度层面变动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以降方是文化层面变动的时期。
实际上，形而下的物质器物与形而上的制度文化互为依存，难以割裂中国社会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了从传统迈向近代的急剧而又同步地嬗变经济上，近代大机器工业在中国落户；政治上，封建专制体制有了重要变化；思想上，洋务思想、早期维新思想都是和中国传统思想有本质不同的思想体系；阶级上，历时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士绅阶层开始转型意义上的裂变。
关键词：文化；器物；制度；三段式；再思考✦ ✦✦ ✦✦ ✦✦ ✦梁启超有段常被后人引述的著名文字：中国近代史可分为三个演进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
······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
······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
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然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来，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1]这便是“三段式”的原初表述，意在说明时代在不断进步，阐释西方进入在中国各历史时期引出的不同反响，每个时段各有时代主题不过，细致考量梁氏话语，并非绝然划分，前后时段互有交错衔接，而且强调“全套”和“全部”。
惜后人的理解有偏，趋向断然区隔，认为洋务运动只是器物层面变动的时期，戊戌维新仅是制度层面变动的时期，新文化运动以降才是文化层面变动的时期实则，物质与精神不可分，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不可拆，器物与制度、文化不可离，相关领域混然一体相时并进，使中国社会的诸面相均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了决定性的演进——从传统迈向近代的转变。
一 文化从器物、文化、制度三个方面来看，文化的引介相对较早，这是无孔不入润物无声的先导渗入，成气候的西学东渐，或早在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东来业已出现过程虽然缓慢和曲折，却又持续和深刻西学的渗透先从通商口岸开始，波及沿海地区，又进入内地。
西学首先在“文化人”中产生反应，正所谓“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2]官绅们所措意的首先在思想文化界面，鸦片战时和战后的一段时间，知识精英对西方的认识停留在一些混沌表象中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自我本体认识较为受限，无论是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还是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和姚莹的《康輶纪行》，在介绍西方时仍显得初步、浮浅和零碎，不约而同地采取主要是摘引的办法来构建体例，功夫主要用在翻译和编排上，因是再度转译的倒手，缺漏谬误自然难免。
西方文化在中国社会引出较大反响是从“西教”开始，这也符合西洋情事渐次入华的顺序走向，明清之际天主教来华，1807年基督新教入华，传教士在华奠立了一定厚度的教基19世纪50年代，西教在一些处在社会下层的文人民众中发酵，酿成大的社会风暴——太平天国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太平天国那样，深受西方宗教影响而引发如此大规模民众运动的史例几乎是仅见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等自称是被上帝派到人间的农民领袖，发动“金田起义”，将“拜上帝教”作为聚合会众鼓舞士气的精神原动力，其将士被清军俘获后，“加之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仗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
[3]使得初期的太平军似狂飙铁流，所向披靡借助西方宗教文化因缘，乘势建立起了一个与清政府对立对抗的新政权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曾设计了一份未能实施的学习西方的蓝图——《资政新篇》，其历史遗命却由其对手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承继。
洋务派所宗奉的政治文化观谓之“中体西用”，此乃国人第一次系统提出的应对西学之道将此予以理论化表述的张之洞尝言，“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这属于“体”的泛文化范畴，中国至善至美，无须向西方求教；而“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算、绘、矿、医、声、光、电、化”等属于“用”的范畴，可以向西方学习。
简言之，就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4]邵作舟说得更简明，“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夐然出于万国之上”[5]作为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官方或准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观，“中体西用”所要回应的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时代课题：就是如何调处传统与近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这是明清之际西方教士成批来华以后，不断困扰中国人的题目甲午中日战争后，洋务运动受挫，“中体西用”观式微，但其反映出的问题并未解决而与时俱进的新解却层出不穷，或是固守传统，或是全盘西化，或是亦中亦西，或是西学中源，或是“拿来主义”，各种理论，林林总总，无外乎还是从中西体用根茎上滋生出来的各时代的变种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洋务理论家们曾划定了“中体”与“西用”的界限，但实际操作中，两者的边界很难划清，“用”每每变成了“体”“高层级”的文化——学术也在此间呈现迭代演进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古典知识谱系，具有笼统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仿佛能网尽天下学问。
当然，不独中国这样，近世以前的西方知识也大多被囊括在神学的范畴内但随着科学发展和知识积累，神学（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经学）已难以包容一切学科的知识，与近代劳动分工的细密化、专门化相匹配，近代的学科谱系也出现了分类化、专业化。
分科首先从西方开始，随着国人对科学技术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深感中国传统的“门类不分，粗细不辨”的旧学难以包容适应新学的发展，依据西方的知识谱系重构中国学问已经势在必行最早将西方的知识谱系引介中国的是传教士，1839年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课目已含中文、英文、体育、算术、几何、生理、地理、化学、代数、机械学等。
1873年，由美国长老会士狄考文（C. W. Matter）设办的山东“登州蒙养学堂”，开设的课程更包括测绘学、代数备旨、航海法、声、光、化、电、地石学、动植物学、微积分、富国策、万国通鉴等近代的教学分科也开始进入洋务派设办的学堂，“京师同文馆”开设的课程就有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外国史地等。
自然科学许多学科的近代体系于中国的构建也在洋务运动前后开始生物学：1858年，《植物学》出版，该书是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 Lindley）的著作，由英国来华教士韦廉臣（A. Williamson）、艾约瑟（J. Edkins）同中国科学家李善兰合作节译刊出，首次向中国人展布了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发现的细胞学说，揭示了在近代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关植物体器官生理功能的理论，介绍了地球上不同纬度的植物分布情况以及近代植物分类学，其中“植物学”（botany）和植物分类单位的“科”（family）等术语便由该书首创。
[6]化学：18和19世纪之交，出现了元素论和原子论两个奠定近代化学的基石，19世纪后半期，又在西方逐步建立起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与物理化学四大分支学科，近代化学面貌初备1867年京师同文馆已开始教授化学课程；1880年，上海格致书院以译本《化学鉴原》等为教材，讲授化学知识，进行化学演示。
地学：1872年，华蘅芳翻译出版了两本在中国地学领域具有开山性质的书籍：赖伊尔（C. Lyell）的《地质学纲要》（以《地学浅释》的中译名出版）和丹纳（J. D. Dana）的《矿物手册》，使得古老的中国地学提升为一门近代的科学体系。
1896年，邹代钧等人在武昌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地理学研究机构——“译印西文地图公会”，学习西学的气息翕然可闻继之而起，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并创办中国第一份地学专业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已然中西合璧洋务运动开展后，不仅出现了多学科门类的大面积“移植”，且引出了中国固有学科门类的改造重构。
西学东渐，有一个从单边传入到双方混化的演变历程早期，因为中国自身缺乏近代学术资源，只得全盘袭用外洋，时人把这个阶段称作是“以西洋人谭西洋”，[7]主要是抄袭待引进到了一定阶段，具备了相应基础历练和消化吸收，便进入“道在反求”的新境界，[8]即进入到结合本国文教传统和社情民意进行自觉反思的新阶段，使“西洋”有机地融进“中国”之中，化“他人”为“己用”，变“复制”为“创制”，从而创造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近代“新文化”。
而这种合二为一，便是从洋务运动时期在各个领域全面开启技术器物的输入与文化思想的进步相辅相成，前者的输入必以后者的更新作为前提，否则难以奏效中国铁路的初修便是典型案例，1873年，英国人以祝贺同治帝婚礼为名，提出送一条“婚礼铁路”给清朝，被懵懂无知者拒绝。
三年后，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自行修建了江湾至吴淞口的铁路，被某些人看作“异物”，当局只得以28.5万两白银购回后拆毁但近代文明发展的势头毕竟难以阻遏，1878年，李鸿章创办唐山开平煤矿，为便于运输，修筑小铁路，担心引起民愤，最初用马车做牵引动力，继改用小机关车；待“民智”渐开后，方于1886年扩筑路轨，轨距四尺八寸半，成为中国铁路轨道的定例，并使用机车牵引。
显见，观念随着器物的引进出现即时性反应，形而上的文化接纳每每与形而下的器物引进接榫，实在的景物不知不觉却又确定不移地引出意识形态的泛化流变，由少见多怪到见多不怪，从不解到理解，两方面需要也必定合拍共振到甲午战前，中国已铺设了由天津经大沽、滦州并延伸到关外的铁路，全长705里。
电灯的使用也反映了此态，1882年，上海街市出现了中国最早的15盏弧光电灯，“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电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不过，“后以试办无害，其禁乃开”[9]在近代科技光照的辉映下，人们在街市华灯下享受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内中体会的是文而化之。
印刷业的进步更表现出机器与文化的双重叠加效应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至近代已落伍1798年，德国人塞尼费尔德（A. Senefelder）发明了石印术，鸦片战前已传入广州，影响较大的是由《申报》馆主英国商人美查（E. Major）于1878年创办的点石斋石印局。
由徐润创办的同文书局，则在不长的时间里将《二十四史》《图书集成》等数万种鸿篇巨帙秘籍珍本，批量石印推广西洋石印较中式木刻优点很多，1883年，黄式权在《凇南梦影录》中写道：“西国石板，磨平如境，以电镜映象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书不难竟日而成就。
”[10]几乎同时出现的中文铅印术更被后人发扬光大，使书籍报刊的快速批量印制成为可能，且大大降低了印刷费用“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每名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而罄。
”[11]在商人赚取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文化的下移和空前的传播这时期，中国社会传统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出现裂变近代企业家开始出现，部分士绅投入近代企业及与此相关的各类近代文教机构，有了所谓的“新商绅”，它不简单是士农工商这四民首末的粘结和传统四维社会的重组，因其与近代工业文化相联系，而具有成为一个与封建体制有本质差异的全新阶级的取向。
伴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洋务运动还诞生了制造业、交通业、金融业、邮政业、出版业等一系列新职业，“新文化人”势不可挡地崛起，报人、编辑、西医、技术专家、科学家，还有新式学堂的教员等构成的新自由职业社群与国家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形成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型的文化人。
他们的生活来路也较前有了重大区别，1878年3月7日，上海《申报》馆启示：“如远近诸君子，有已成未刊之著作，拟将问世，本馆愿出价购稿，代为排印”1884年6月4日，《点石斋画报》的征稿更标出价码，如有画作“惟妙惟肖，足以列入画报者，每幅酬笔资洋两元”。
稿酬制不仅为近代媒体业提供了可靠优良和源源不断的文讯来路，而且为一个或多个新的职业群体（记者、编辑、自由撰稿人、近代型的作家和画家等）的形成与稳定提供了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也呈现出新面貌农业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散漫的生活方式，被工业社会的快节奏规律化、制式化的作息时序逐步取代，都市人开始习惯于上下班制、星期日和固定节假休息制。
近代市政建设开始起步，1867年，“上海水龙公所”成立，是为中国的第一支城市专业消防队；1881年，英国人在上海开办了自来水公司，人们的饮用水变得更为洁净方便；1886年，上海开始铺设地下水管，街区污水横流的状况淡去。
1882年夏天，电话（时以英文译音称“德律风”）在沪滨展示，时人对此有浓墨重彩的描摹：“上海之有德律风，始于壬午季夏其法，沿途竖立木杆，上系铅线两条，与电报无异，惟其中机括则迥不相同，传递之法，只须向线端传语，无异一室晤言。
据云十二点钟内可传遍地球五大洲”[12]物质与思想的同步演进十分要紧，冯桂芬就敏锐地注意到，为何“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13]而人的开明须以人文滋养教化。
二 器物鸦片战败，其因何在？时人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器不如人”战后，先觉者提出挽救国势的方略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该夷人除炮火以外，一无长技”，[14]器物乃国人认为最落后的方面胡林翼“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
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15]曾国藩“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16]李鸿章称“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太平天国），讲求洋器”[17]左宗棠言“西洋各国向以船炮称雄海上”。
[18]在开明者的推动下，洋务运动步入实操运动首先从军事起步，陆续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装备西式武器采用西法教练的陆军——湘军、淮军；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近代海军——北洋、南洋水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兵工厂——安庆军械所、天津机器局、山东机器局；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近代舰船制造厂——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侧重用于军事的近代通讯设施——津沪电报线、天津电报总局。
一些军工企业建立之初便起点较高江南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购洋人机厂，在（上海）虹口开办”，1867年迁高昌庙新址，占地70余亩，设有熟铁厂、气炉厂、机器厂、木工厂、铸铜铁厂、洋枪楼、煤栈、轮船厂等分厂，并在陈家巷设立火箭分厂；其后又陆续兴建气锤厂、枪厂、炮厂、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又在龙华设黑药厂、枪子厂，在松江建火药库等。
产品更新速度也快，“创办之初，厂中机器均未全备先就原有机器推广，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用以铸造枪炮炸弹（同治）六年始造轮船十三年仿制黑色火药光绪四年仿造九磅子、四十磅子前膛快炮五年更造前膛四十八磅、八十磅各种开花实心弹。
七年造筒式一百磅药，碰电、热铁浮雷六年仿造新式全钢后膛快炮十一年停造轮船，专修理南北洋各省兵轮船只十七年改造快利新枪，试炼钢料，又造各种新式后膛快炮，及五十二吨、四十七吨大炮十九年仿制栗色火药······二十一年试造无烟火药。
······二十四年造七密里九口径新毛瑟枪”[19]对西方器物的引进效法，不是从其他方面，而以兵工肇始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很大程度上由军事牵引，这几乎成了整个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军事改革往往要比其他领域的改革快一拍（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即已开始从事军事工业，而民用工业的创办迟至70年代后；晚清“新政”亦如此，“新政”其他方面改革从1901年后才铺开，而“新军”的改建从1895年就开始），其他领域的改革又每每由军事改革所引发（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机器生产体系，由此引发民用工业的创建；办军队需要钱，由此引发财政改革和近代银行体系的建立；练兵需先练将，由此引发近代军事教育的创办；办新式军队需要学习西方，由此引发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变化；等等）。
但中国的近代化由兵工文化所牵动也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当转型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时，军事部门的作用便递减，而军事体制中那种与生俱来的层次化、制式化、纪律化、统一化，又恰恰具有某种反现代市场经济的品性，这不能不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影响。
19世纪60至90年代中期的洋务工业，取得的成果虽然说不上蔚为大观，倒也历历可述近代工业是一配套的体系，军工不可能长久地孤立发展，势必会带动出相关产业制造舰船枪炮需要机器，制造机器需要钢铁，冶炼钢铁需要煤铁矿，煤铁矿开采后需要运输，制造业、钢铁业、采矿业、运输业、动力业互成流程诸环节。
民用工矿业的兴办也提上日程，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这类企业中具有一定规模的有上海轮船招商局、台湾基隆煤矿、直隶开平煤矿、漠河金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上海发昌机器厂、汉冶萍公司，以及十余个省的机器局等，初步构建起中国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基石。
民办企业则以纺织行业发展最快，华盛纱厂创建时，计有纺锤6.5万锭，织机600架，规模可观；还出现广东继昌隆缫丝厂、上海大纯纱厂，无锡业成纱厂，常州广新纱厂······，另有众多的面粉厂等中国民族资本工业从与亿兆百姓最为切身的穿衣吃饭界域发轫，此亦西方工业革命的起始基业，也是发展前景殊为可期的行业。
机器生产的优势就是物美价廉和规模量大，使国人的消费结构有了重要变化物质的推陈出新变革着消费观念开埠以后，价廉、物美、耐用的舶来品以不容阻挡的势头，侵夺着传统土货的固有市场1850年，上海的洋货进口总值为390.8万元，1860年就达到3667.9万元，剧增9倍多。
[20]天津1865年进口洋货总值为772.5万海关两，5年后增长到1193.5万海关两如果说，这主要还是口岸情况的话，那么，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羡西”“逐洋”的洋务运动推动下，洋货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向中国全境蔓延，若以1871至1873年的进口值为100%，1891至1893年即增加到206.6%。
[21]洋货的大批量进入一方面造成传统产业的衰落和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洋布、洋线、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桕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22]另一方面，也使居民从市场获得商品成为其无奈选择的同时，对消费品的挑选余地有了空前扩大。
服装是人类生活文化变迁的一项极其外在的指标特征，时髦派“女界所不可少的东西：尖头高底上等皮鞋一双，紫貂手筒一个，金刚钻或宝石金扣针二三只，百绒绳或皮围巾一条，金丝边新式眼镜一幅，弯形牙梳一只，丝巾一方再说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夹鼻眼镜一幅，洋泾话几句”。
[23]此等人的穿戴配饰主要不是来自左近城乡，而是来自大洋彼岸，他们已具“世界公民”的形象消费生活逐步打破了封建等级制的约束，而表现出个性化、大众化和崇洋化的特征严复对此间创办的事业有一小结：“海禁大开以还，所兴发者亦不少矣：译署一也，同文馆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业局四也，轮船招商五也，制造六也，海军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学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矿务十二也，电邮十三也，铁路十四也。
拉什数之，盖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24]三 制度国人对西方近代政体的早期理解主要在三个方面：国会制度、宪法体系、责任内阁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近代对西方宪政思想的引介不是一揽子进行，而在内容上有先后，时间上不同步。
较早在中国得以传播的是国会思想19世纪40年代的著述较早着墨于西方的议会制度英国“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Parliament议会音译），公议乃行······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
[25]美国“设立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议院音译）一所，司国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业（Senate参院音译），一曰里勃里先好司（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众院音译）”。
凡国之大事都必须由两院“议允施行”[26]稍后的作品更详细介绍了英国的上院（爵房）和下院（乡绅房）：“其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约刑赏、征伐、条例诸事，由爵者主议；增减税课，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
”[27]到洋务运动时期，议会思想得到更广泛传播1884年，除了朝野一般性的鼓吹之外，甚至出现了官员向朝廷的直接上折建言这年，编修崔国因向朝廷奏请设议院；能量更大的淮军大将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遗折中也提出了设议院的建议，并在朝廷引发争论。
[28]有意思的是，议会与宪法这些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合一的事体，在中国却有了离析与议会思想率先传入形成某种反差的是，宪法思想的传播却略晚近国人对宪政思想的理解，首先从议会制度起步，而不识宪法，大概因为议院为具象，较易认识，宪法较抽象，认知较难；更因为宪法较之议会对君权具有一种根本大法的约束，更强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至上”“制宪”“违宪”等内容的法制化、神圣化，在专制政体板结的时代尤难传播。
据考，在1895年之前，还绝少有人提出宪法问题被认为在中国较早提出该问题的是早期启蒙思想家郑观应，他在1895年所作的《与陈次亮部郎书》中把“开国会，定宪法”作为救国的主要方略提出[29]同时期提出的《治安五策》的最末一项也是“定宪法”。
[30]宪法、国会这些近代政体最重要的内容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而梁启超却将中国近代制度层面的重大变动放在戊戌时代，这是当事人对所领导的维新运动可以理解的成绩放大，实际上，戊戌运动主要还是维新思想的阐释与新文化的推广，成就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真正的国体鼎革是在辛亥时期完成。
若干新制也在洋务运动时期构建军事制度：清代军制因革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咸丰以前的八旗、绿营；咸、同及光绪前期的湘军、淮军；甲午特别是庚子年后的新军洋务时期居重的湘、淮军，不仅仅是19世纪60至90年代清军的主流军制，而且是传统向近代军制的中间过渡，是冷兵器为主向热兵器为主的转变期。
财政制度：清代的财政体制从顺治朝初立，到雍正朝完备，形成一整套戒律森严以解协饷为核心的制度但随着内外情势的重大变迁，此种静态的固定化的财政体制不能适应急剧变动的时局，造成僵化的收入体系与动态的支出体系之间日益增大的脱节。
先是鸦片战争等对外战争的开销及战后的条约赔款，成为清代财政前所未有的额外开支；继之太平军的占领区恰好是清代财税最重要来源地，使得解协饷制度被全盘打乱大规模的战争使国库竭蹶，国家度支“从未见窘迫情况竟有至于今日者”。
[31]为免除财政崩溃，无非开源节流两个招数，于是，一系列新财源相继确立其中的大项有：厘金，成为除地丁外的第二大税收，乃至“各省军费浩繁，赖于本省丁赋课税者不过十之三四，借助厘金盐牙者实居十之六七”；[32]还有关税、外债、公债、铸币以及官办洋务企业的盈利。
其中除厘金外的各项收入已颇具近代税源的形态，“此在吾国经济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转变关键”，[33]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相沿以久的封建财政体制逐渐迈向近代财政体制，而这大多确立于洋务时期行政制度：清代行政体制的变动首先是在与外人密切接触部分发生，1850年代，中国初步确立了近代的海关制度，惜主要由外人操纵，即所谓的“洋关”。
1860年代，清廷建立“总理衙门”，职掌范围是：“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制，书币聘飨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王大臣率属定议”[34]一言以蔽之，就是由“夷务”转变而来的“洋务”的总揽机枢。
南洋大臣与北洋大臣相继建衙；驻外使领陆续建馆海外中国官僚机构的近代化从涉外机构起步，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社会制度也在此间出现千年未有之变局，仅列举两个领域一是教育体制，洋务运动奠立了中国近代范式教育的基础中国人开始设办的新式学堂首现于1862年洋务派创办的北京同文馆，初设时抱负宏伟，试图“掌通五大洲之学，以佐朝廷一声教”，实际上是“招集士子学习推算及泰西文字语言，而雇西人教习”，[35]此类学校还出现在各通商大埠，“闽、粤、津、沪之地亦颇立学，招来英秀子弟肄习其中，傅兰雅、丁韪良之徒所译书益众，若律令、公法、史记、地舆、算术、器艺之学，大略有之，中国因以知其学问、政事”。
[36]再是军校，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建立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求是堂艺局；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第一所陆军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开创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先河还有附属于企业的专业学堂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创办的外语、军事、实业等类学堂不下30所。
西方的学制（小学、中学、大学）、学位制（学士、硕士、博士）、分科制等也逐步在中国推行另外，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开始自行派遣留学生，约略有如下批次：留美幼童，从1872年到1875年先后共派出四批120人；陆军，1876年有7人赴德学习；海军，1877到1885年有77人到法国和英国学习。
人数不多，专业不少，首开先河，适足效仿二是城市体制，与工业化相伴而行的是城市化，中国出现了第一次近代城市化的浪潮中国的城市建制水准有了跨越性发展，城市更多的由以政治统治中心为主的各自独立缺少联系的传统模型向以经济贸易为主的网状联结的近代模型嬗变，城市生活方式也更多的由单一、封闭、慢节奏的农业社会形态向多元、开放、快节奏的工业社会形态转化。
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掀动，并逐步形成了长江下游、珠江三角州和华北地区三大市镇密集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城市带的崛起1843年开埠前，上海县的人口只有50万，其中的30万还是远郊人口，真正县城和近郊人口仅只20万，充其量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镇，非但不能与南京（1852年为90万人口）、杭州（鸦片战争前夕为60万人口）相比，即便与小桥流水的苏州（鸦片战争前夕为50万人口）相比也等而下之。
但是，到了1862年，上海仅市区的人口就已达到300万，一跃成为当时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特大都市[37]此后，随着各类洋务事业的兴办，上海此类与“外洋”联结密切的城市，更有了大幅扩容上海等城市的跳跃性发展，更多地体现出外向型经贸的拉动和城市自身工贸、金融、交通运输等积聚发展的效用，并由此带来市场的统一化、生产的社会化、移民的归属化、管理的科学化、体制的近代化，乃至城镇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根本位移。
1893年，中国除台湾和东北以外的地区已拥有市镇中心1779个，城市人口达2351.3万人，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6％[38]近代城市的设计机制、建设机制、管理机制、公安机制等渐次形成总之，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真正起步是从这时开始的。
鸦片战争作为西方对中国发动的首次大规模武装侵略，带来中外情势的逆转，以此为起点，中国步入近代这是没有疑议的但客观说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有限，战事直接冲击的只是沿海的粤、闽、江、浙等省，战后西人的足迹大多驻留于通商口岸。
西学哪怕对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精英们来讲也仍属陌生，这从《海国图志》等介绍西方新知的书籍在此间的一度遇冷便得明证命运更不济的是《瀛寰志略》，1848年刊印初刻本，该书有意识地少用“夷”等带有文化贬损的字眼，多使用“西洋”“西国”等平等字词。
因内容超前，出版后即受到非议，此后十余年，未能再版，受者小众局圄已久的目光猛然看见光亮，还需适应，完全睁眼尚需时日！外力冲击引起内部变化要有一定的时间消解，中国的历史更应当从中国内部根本性的演生变动观察。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39]皇上出逃，帝苑被毁，都城失守，方才震撼朝野，震动全国从此开始，中国改革的步伐骤然加快，洋务改革与此前的改革意义殊异，前此历朝历代多有改革（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新政之属），无例外的均系传统范畴内的改革，洋务时期却突破藩篱，一系列属于近代范式的情事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经济上，近代大机器工业在中国落户，资本主义萌生壮大，经过数十年的“同光新政”，国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了划时代进步，综合国力有了大幅提升政治上，封建专制体制有了重要变化，总理衙门、互派使节等近代外交体制初创；湘淮等近代军阀雏形集团崛起，地方势力坐大，汉族官员们“以军致贵”，在清代统治版图中急剧扩势；洋务派等具有近代意味的政治派别形成，并在政府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思想上，此期出现的洋务思想、早期维新思想都是和中国传统思想有本质不同的思想体系，明显带有从古代向近代转轨过渡的性质阶级上，历时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分裂，从中脱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等；士大夫阶层开始裂变，生出了离心违和旧王朝体制的新式知识分子群。
尝有西方来客言说在华观感：“近六七年来，欧美文化渐见输入，学制取法欧美，铁道日见发达，电报之用处日多，邮政之萌芽已见，而最可喜者，尤莫若吏民咸注意于国家之进步”[40]所有这些，器物乎？抑或文化、制度乎？应该说三者都关联。
✦ ✦✦ ✦✦ ✦✦ ✦按，作者郭卫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晚清政治史研究原文载《历史档案》2022年第4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蔡晓蓉✦ ✦✦ ✦✦ ✦✦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韩茂莉|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张黎波|陈灿宦滇述论王明珂|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徐冲 | 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赵世瑜|明朝隆万之际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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