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常务委员7人简历_19岁女副县长个人简历
华法教育会把李富春等三十多人安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的一座军用帐篷里，等待安置工作，以实行勤工俭学。
1900年5月22日，李富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三兴街2号1914年，李富春考入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又称长郡中学）读书1918年9月10日就读于直隶省（现河北省）保定市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1919年10月31日，李富春和李维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顾委副主任等职）等150名青年，从上海搭乘邮船漂洋过海赴法国。
经过近40天的海上航行于12月7日抵达法国马赛华法教育会把李富春等三十多人安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的一座军用帐篷里，等待安置工作，以实行勤工俭学由于当时正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当局刁难迫害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所以李富春一直没有得到进学校学习的机会，一直在巴黎的哈佛柳施乃德钢铁厂的军火工厂做工。
在当钳工和火车司机期间，他深入研究法国社会问题，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士兵作调查，曾写了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之间相互厮杀的战争本质因为工作勤恳，他还很快和法国同行混熟，成了负责三个火车头保修任务的修理工，挣了一大笔钱，成为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眼中的“李富翁”。
1920年2月，李富春与李维汉等在蒙达尼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后改名工学世界社），发展会员三十多人1921年，李富春参加了两次大的群众运动，一是2月28日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的斗争，提出“生存权”和“求学权”的口号，反对华法教育会勾结驻法公使把无工作的勤工俭学学生遣送回国；二是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争得了部分权利，期间还通过李维汉结识了刚来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和蔡畅兄妹及向警予等。
在蔡和森的引导和帮助下，李富春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22年6月后，李富春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
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又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同年冬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3年3月，李富春和与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蔡畅结为夫妻。
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8月起，李富春历任旅欧中国共青团执委会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书记局成员、执委会委员长，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旅欧团员和青年。
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帮助国民党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在李富春等共产党员的大力推动下，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李富春于1923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不久就成为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之一。
1925年2月初，李富春和蔡畅奉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其间李富春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留苏期间，他继续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
同年8月，经党组织批准，李富春和蔡畅回到一别近六年的祖国回国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等职1925年8月，从苏联归国的李富春和蔡畅一起到达广州李富春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军委委员，蔡畅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记。
这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刚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为统一广东根据地和准备北伐，开始将其统辖下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富春受党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
当时国民党规定不准在国民革命军中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共产党支部，一切政治思想工作通过国民党各级组织去贯彻执行实际上，在李富春领导下，军、师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共产党党委书记同年底国民党中央决定举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并指定由湘籍高级领导人所组成的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
该会推举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和李富春等七人为理事，李富春为主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踏上北伐征途，李富春更加重视政治工作的开展第二军在北伐路上多遇北洋军阀精锐之师，从新余之役、南昌之战、杭州会战到最后参加攻克南京，始终气势如虹，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从无畏惧，屡建战功。
回顾第二军的光荣征战历程，李富春领导的政治工作无疑提供了根本保证此外，更具有长远影响的是，李富春等一批共产党人在这个时期的军队工作实践，为后来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和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重要准备。
朱德后来曾经指出：“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
”同年12月，李富春任中共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军委书记，年底，李富春奉命前往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和蔡畅前往上海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0月任中共江苏省委（驻地在上海。
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参与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工作1928年2月，李富春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4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临时代理书记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常委1929年1月任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9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
1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2月秘密前往香港1930年2月在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部长4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军委书记8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兼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部长1931年1月任中共广东临时省委代理书记。
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5月，李富春赴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在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书记长征途中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1931年11月，李富春和蔡畅在“中央特科”人员护送下离开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取道香港、广东汕头转闽西，在敌占区穿行二十多天来到了中央苏区瑞金。
12月被苏区中央局任命为江西省委书记（1933年10月兼江西军区政委）直至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离开江西参加长征，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李富春为苏区江西省呕心沥血，带领全省干部群众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开创苏区江西省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富春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9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负伤未愈，中共中央调李富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王稼祥职务，主持总政治部工作。
李富春紧急赴任，投入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工作的指令》，对部队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后，李富春领导红军总政治部，又根据面临的新任务和变化的新环境，注重提高针对性，发挥创造性，开展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对巩固部队、保持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富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参加了遵义会议会议上，李富春为实际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
6月14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李富春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7月，任红3军团政委8月红3军团改番号为红3军后，李富春任红3军政委9月，根据彭德怀的建议，作出了将北上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即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决定，部队进行了整编。
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二纵队由红3军团组成的红3军为基础，司令员彭德怀（10月由彭雪枫接任)，政委李富春10月19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11月，李富春任中共陕甘省委组织部部长。
1936年2月，李富春任东征军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主任7月，李富春任中共陕甘宁（驻地甘肃省环县河连湾）省委书记1937年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高岗、林伯渠、李富春、习仲勋和郭洪涛等17人为执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李富春和蔡畅是在延安度过的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议对中央及中央局机构设置作了具体决定，其中陈云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李富春为全会秘书长会后的12月末，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李富春受命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还兼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和中央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主任），担负起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重任李富春还亲自部署各单位投入开荒突击战斗，保证适时播种，带头收集肥料，到田间施肥、除草、灌水，并大力推动开辟南泥湾，为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
李富春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原则，并在工作中加以应用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9年5月，已确定了“自力更生、发展边区经济”方针的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延安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兼任院长（至1940年12月由徐特立接任）1941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要求他们尽快建立健全中央办公和行政管理机关及各项规章制度，使中央机关、军事机关和边区党政军机关三大系统的行政工作规范化、条理化。
随后组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李富春兼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至1945年9月）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召开前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中共中央还明确规定了召集委员会的名单：其中陕西省党员代表大会召集人为李富春。
在“七大”上，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在延安的八年岁月中，李富春不但以大量精力协助陈云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协助任弼时处理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在领导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等职1945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先到河北省承德市“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0月22日，李富春、高岗、张闻天等11人乘坐美国调停小组的飞机从延安飞抵河北省邯郸市11月2日，因东北情况发生了变化，决定不迁往承德的中共中央，电令已到达承德的高岗、张闻天和李富春等速去奉天（今沈阳）。
11月20日，高岗、张闻天和李富春辗转千里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驻地奉天l2月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成立，李富春被任命为西满分局书记1946年2月，李富春兼任西满军区政委7月25日，在哈尔滨成立东北铁路管理总局。
东北铁路总局局长由陈云兼任，政委由李富春兼任同年 8月，东北铁路管理总局改属东北行政委员会，吕正操任总局长兼政委10月，李富春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常委1947年3月，李富春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5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调整领导机构，李富春被增补为东北局委员、常务委员。
7月兼任东北抗日联军副政委9月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东北全区的财经和军队后勤工作，在组织接收和管理大中城市的过程中，他开始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国民经济，这使他较早认识到国民经济的复杂性和整体性。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以原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为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任副政委。
8月，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前，李富春不再担任东北野战军副政委9月，李富春兼任东北军区后方后勤部部长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兼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至1950年9月）3月11日，中共中央对东北局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任命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张秀山、李卓然等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任书记，李富春任副书记。
1949年8月21日至26日，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年来政府工作的报告》和《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建议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高岗、李富春、林枫、高崇民等41人当选为政府委员。
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在东北工作的四年多中，李富春先后主持以及协助中共中央东北局主要负责同志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包括负责军队后勤工作），在统一东北财经，城市接管，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解放东北全境、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诸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50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东北军区副政委的李富春调到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为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做了重要的工作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林枫和胡乔木等七人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李富春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9月28日晚间举行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富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会上李富春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6月，李富春兼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1959年4月18日至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大会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不久又兼任国务院工交办公室主任他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主持全国的计划工作和财经工作，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参与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1960年8月，为战胜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他协助周恩来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新中国的经济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在大会上李富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至1970年6月由余秋里接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全国混乱的局势中，李富春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工作他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先后主持起草和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社会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和破坏。
1967年初，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李富春受到严重迫害即使最后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1968年10月被疏散到广东从化（至1971年初）。
1969年和1973年，李富春和蔡畅均当选为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一，李富春：从文艺青年到革命家，为何死后未给女儿留一分钱？1975年1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因患肺癌在北京303医院与世长辞，惊闻噩耗，当时正在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不顾医生和众人的劝解，拖着沉重的身躯，赶到医院病房来见老战友最后一面。
李富春的夫人蔡畅扶着瘦骨嶙峋的周总理，心疼地说：“你怎么来了，要保重身体啊”!“大姐，你说我怎么能不来？不来，我心不安啊！”周总理紧紧握着蔡畅大姐的手，悲痛地说道他眼含热泪用颤抖的双手为床上的李富春整理着被单，痛心地说道：“春弟啊，你比我小，得病也要比我晚，可你怎么这么性急啊！”。
那么，这位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春弟的人，在灿若星河的革命群英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为什么他的去世又会让敬爱的周总理无比难过、痛彻心扉？现在，就让我们走进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走进李富春忠贞赤胆的革命生涯，为今天的人们打开一幅壮美的革命历史画卷。
1.赴法留学的文艺青年李富春，字任之，湖南长沙人，出生于1900年5月22日，他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李曙云，母亲徐氏他家境贫寒，全家主要以父亲教书取得的微薄收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他的父亲李曙云，是清代痒生（秀才）出身，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
为人正派、思想进步，与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交谊深厚父亲对李富春兄妹管教极严，在生活上要求他们“俭朴不可奢侈，不可暴殓天物，更不可沾染恶习，行要正、坐要直，稳重而不可轻浮”特别注重对子女的思想品德教育，经常用“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格言教育子女。
小时候的李富春好学懂事，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读书之余，他经常帮助母亲打理家务他非常关心时事，上中学时就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爱国会，为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和同学们上街游行，查抄日货，宣传国货还积极参加了反对军阀张敬尧、赵惕恒的斗争。
清贫的家境，严格的家教，积极的社会实践，使他很早就有了超越同龄人的忧国忧民情怀，为忠贞赤胆的革命生涯打下了思想基础1918年春，李富春从长郡中学毕业，他响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出的“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号召，积极报名赴法留学，希望通过留学提升自己，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1918年10月31日，李富春登上了“宝勒茄”号游轮前往法国，同行的还有李维汉、张昆弟、贺果等共207人在船上，不同于其他人或读书看报，或玩笑嬉戏，甚至谈起了恋爱，李富春却望着茫茫大海，思绪万千他利用这难得的时间写下了《我的劳动观念》一文，针对社会时弊，抨击了“跋扈的武人”、“捣乱的政客”、“顽固的官僚”、“弄权的卖国贼”等，宣传“劳工神圣”、“劳动万能”，反映了他朴素的社会政治观念。
今天看来，虽然他仍未跳出“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思维框架，但他爱学习、勤思考，并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极为难能可贵那一年，他只有19岁到了巴黎后，他们进了一家名为施乃德的工厂，一边做工，一边学习这时候的李富春同大多数人一样，相信所谓的工学主义，希望通过勤工俭学来找到救国的道路，并改善自己的生活。
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非常热衷于社会调查，这种良好习惯贯穿他的一生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都把详细认真的社会调查当作一切工作的基础工学之余，他走访了一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左手的法国士兵，了解受战争戕害普通民众的惨痛境遇，只用了两个月就创作出了题为《一个法国兵的忏悔》的小说，揭露了帝国主义非正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和见识。
除此之外，他还对同厂的16名华工工作生活情况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写出了《法国哈佛柳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一文这篇文章记载分析的极为细致，对人数、籍贯、工作时间、工厂待遇甚至饮食娱乐都写得清清楚楚，全面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华工的生产生活状况，既有文学性又有很强的史料价值。
直到今天，这篇文章仍然是各国史学界，研究哪个时代在法华工情况的重要历史文献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的李富春虽然年轻，但确有超过常人的聪明才智，敏感而不事故、勤谨而不冗余，对生活的观察细致而全面，对任何问题的思考都富有深度。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边做工、边写作，撰写了文章、创作了小说、拿出了调查报告，可以说成就斐然用现在的话讲，妥妥地一名文艺青年他在调查、思索、创作的同时，还与李林、李维汉、张增益、等人成立了工学励进会通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尤其是他喜欢思考、喜欢交流的风格，让他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人士，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了更多的了解和学习。
这个来自湖南的长郡才子，开始了从文艺青年向革命者的转变2.革命者和爱情促使李富春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人叫蔡和森，蔡和森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毛泽东齐名在蔡和森的影响和帮助下，李富春较为系统地研读了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刊，并通过与蔡和森的讨论和交谈，思想转变很大。
尤其与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共同领导推动“求学运动”“拒款斗争”、进占里昂中法大学三大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后，失败的教训和经验，让他意识到只有通过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
至此，他摆脱了工学主义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开启了他忠贞赤胆的革命生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经常出入蔡家的李富春,结识了蔡和森的母亲和妹妹蔡畅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可不是一般人物，从她的名字我们就能窥知一二。
她早年与革命英烈秋瑾交好，后以五十之年率儿女举家留法求学，开辟了“中国女界之创举”葛健豪对这位年轻能干、好学上进的李富春很有好感,有意撮合他和女儿蔡畅但思想开通的母亲并不愿意强迫女儿，因此小心地进行试探。
但她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女儿早就对才华横溢、为人忠厚的革命青年李富春充满了好感，他们的心已慢慢靠拢原来，早在1921年9月,蔡和森因参加并领导进占里昂中法大学活动时，遭到法国反动当局的逮捕，葛健豪和向警予得消息后,四处奔忙求助,由于内心焦虑加上营养不良,婆媳俩相继病倒了。
哥哥被抓关在监狱,妈妈、嫂子又病倒在床,年轻的蔡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和茫然,这时候的李富春一方面四方奔走，搭救蔡和森；一方面到蔡家悉心照料葛健豪母女,并温情安慰蔡畅，使蔡畅心中升腾起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和温暖。
他们二人又同时在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少年》月刊工作,李富春是编辑并兼负发行,蔡畅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两人经常碰面、交往更多,彼此也就更加熟悉了李富春性格沉稳、谈吐幽默，而蔡畅举止大方、风度优雅，共同的志趣和互补的性格，使两个远在异国他乡的革命青年心心相印，爱情的花朵在他们之间悄悄绽放。
当母亲葛健豪试探蔡畅对李富春的看法时,蔡畅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1923年3月的一天中午,在巴黎市区的一家咖啡店里,在邓小平等好友的见证下,李富春和蔡畅只用几杯葡萄酒就完成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没有盛大的场面，没有漂亮的婚纱，但革命的激情和对彼此的爱慕，让这场简单新颖的婚礼，充满了浪漫而甜蜜的气息。
从此以后，他们共患难同奋斗，相濡以沫、终生不渝！3.革命危难显担当李富春回国后，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他奋战在各条战线上，思想上越来越成熟，逐步成长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接受党组织的委派，赴香港担任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下，积极开展地下斗争，并经历了极为严峻的考验当时的广东省委设在香港，为什么是香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白色恐怖极其严重，那时候国民党军警满街搜铺，听讲话不是广东口音，看样子不是本地人的，抓住就杀，甚至连问都不问。
就连本地一些看热闹的人，也被乱抓乱杀正是在这种恐怖环境下，李富春到香港赴任，开展地下工作李富春夫妇都是湖南人，讲话都有较为浓重的湖南口音，可以说每天他们都冒着杀头的风险，但夫妇二人面对危险无所畏惧，随时经受着革命的考验。
1931年1月12日，中共广东省委内部交通员莫叔波被捕叛变短短几天内，省委机关十几处遭到严重破坏，共有52人被捕李富春因外出幸免于难，但其他省委主要领导人全都被捕，并被押送广州有的在敌人严刑拷打下自首，供出党的机密；有的忍受着百般折磨，宁死不屈，被反动派杀害了。
香港反动政府因抓不到李富春，很不甘心，疯狂叫嚣：告诉李一秋(李富春曾用名) ，这回便宜了他，下次胆敢再来，小心他的脑袋敌人的威胁并没有吓倒李富春，他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没有逃亡，没有退缩，而是主动勇敢地挑起重建新省委的重任。
在他的努力下，经请示中央同意，迅速组成了由他和杨捷芳、袁策夷担任常委的广东省委，很快就恢复了地下工作的正常秩序这个阶段的李富春，处境比别人更困难，可以说无时不处在危险当中，但是他英勇无畏，在最困难时一人承担着接头、会计、交通等多项工作，将省委、市委各方面的组织连接起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谍战片中经常见到的接头桥段，李富春那时候是亲历且经常的，而他的湖南口音让他所面临的危险更是九死一生即使省委重建后，曾当过组织部长的他，接触的干部最多，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候，更容易被叛徒指认，但他始终工作战斗在革命一线。
危难之际，李富春表现了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赤诚担当4.“革命的毛驴”只管驮离开广东的李富春奉调回中央苏区，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万里长征并胜利到达延安，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当中。
延安时期的李富春，由于卓越的组织才能和行政管理才能，加之对工作一贯的赤胆忠心、认真负责，经常被委以艰巨而复杂的工作重任李富春是党内著名的“会当家”当时延安取暖主要靠烧炭，而木炭的转运却因缺少激励而效率不高，没人愿意去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李富春从经济规律出发，采用“二八分红”的有效方式，一改之前“运多运少一个样”的工作模式，不但解决了中央机关烧炭紧张问题，还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从此可以看出，李富春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展露出了杰出的经济管理才能，为他后来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发挥顶梁柱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生产运动中，针对积肥效率不高，很多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觉得积肥挑粪有失体面李富春知道后，与中组部的其他领导人一道，带头挑着大粪浇地，一时传为美谈就连一些正在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都伸出拇指赞叹道：“了不起，了不起，一定要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
延安时期的李富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忙，完全可以用日理万机来形容，大到资金筹措，小到几片维生素的审批，既悉心周到，又严格公允他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还兼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分管着组织、行政、财经、教育、科技、卫生、出版等多项工作。
这些工作庞杂而琐碎，既累人又累心，但他从未叫苦，更没有逃避推脱，而是一如继往地辛勤工作，可以说那个时期，他是最忙最累的中央领导人之一李富春严格自律自省，工作兢兢业业，既是多面手，又是实干家，在党内被誉为刻苦耐劳的“革命的毛驴”。
“毛驴不倒只管驮”，这是李富春为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的真实写照5.赤诚为民，清正廉洁解放后，李富春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直到1975年1月去世他位高权重，但却从不脱离群众，生活上自始至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
抗美援朝时期，他的弟媳和侄女调到哈尔滨工作，由于吃不惯当地的高粱米、玉米，提了点意见、发了点牢骚李富春听说后，专门写信给她们，在信中对她们提出了严历的批评他写道：“听说你们在哈，与人影响不好，这完全是不对的。
为什么住在人家学校？应即搬出来，过去在长沙自己能煮饭，为什么在东北却要别人煮饭？吃中灶还不舒服，是何道理？如此落后，应努力改进，否则仍回长沙去”一般情况下，人们对姻亲总是客客气气的，何况是弟媳，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
但他严于律己，凡是涉及原则和作风的问题，无论是谁都不放过，即使是弟媳也同样对待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可以说古今少有女儿李特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李富春夫妇从不娇惯女儿在李特特的记忆中，母亲只给她买过一件新衣服。
那还是聂荣臻女儿聂力过周岁生日，蔡畅送给聂力一套新衣服时，才顺便给她买了一件连衣裙李特特回忆道：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粉红色小白花的裙子，那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由此可见，他们对女儿管教是极严的，正像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教育一样，这种优良的家风一直传承着。
他们的女儿李特特，在北大荒开荒，在戈壁滩开拓，不畏困难与艰苦，始终扎根于基层退休后，她拒绝了一些企业单位开出的高薪，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中国扶贫事业当中，秉持着清廉家风的传承李富春、蔡畅夫妻的日常生活是十分朴素的。
他们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全国妇联主席，很难想像他们的每顿饭只是一荤一素一汤，最多再加一小碟辣椒平时的着装和普通百姓没什么两样，穿打补丁的裤子、袜子只有外出开会、接待外宾时，李富春的穿着才会整洁合体，蔡畅更是着装入时、风度高雅。
只不过，那时他们身上穿的，都是工作服李富春去世不久，蔡畅依据和丈夫生前就达成的一致决定，将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其余10万元整全部作为党费上交组织1977年4月8日，当蔡畅又要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特别党费上交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能否给孙子留下一点？”。
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13万元，在那个年代本身就不是一笔小钱，放在今天更是一笔巨款，但他们没有留给子孙后代，而是全部交给党组织，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怀，值得后世所有人顶礼膜拜。
人，不能忘本；心，不能忘恩！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很多人已在物欲横流中陷入迷茫，而李富春忠贞赤胆的革命生涯，却像一股激流冲向我们的心底，冲刷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仅懂得了感恩，还懂得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二，1950年李富春的第一次苏联之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富春三次到苏联进行谈判工作，时间分别为1950年、1952年和1956年李富春三次访问苏联取得了重大成果，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宝贵的支持本文讲述的，是1950年李富春跟随周恩来去苏联参与中苏条约和贸易等谈判之事。
■ 参与毛泽东关于中苏条约的谈判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等乘专列出发前往苏联访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苏联专家组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赴苏毛泽东这次出访苏联有着重大的使命，那就是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于16日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并举行中苏第一次会谈后，毛泽东于12月18日致电刘少奇提出：“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
”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18日来电所提问题，并加以准备21日，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复电毛泽东：“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
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说：“为便于商定1950年中的出入口货单，东北关系最大，除贸易部叶季壮前往外，毛主席曾提到富春是否需要前往，我们认为甚有必要，并望富春带领鞍山、小丰满、抚顺两三个负责工业的同志同往。
”这也同签订中苏新约的谈判有关1950年1月2日，刘少奇致电建议毛泽东向苏联政府要求在新疆设立开发金属、石油的中苏合资股份公司，并提出：“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
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我们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作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1月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请注意两件事：（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项问题在政务院会议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请嘱到会人保守机密。
（二）周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有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富春，以及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
1月20日，李富春等随周恩来抵达莫斯科，旋即去毛泽东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1月22日，李富春参加了毛泽东同斯大林进行的第三次会谈，商谈内容涉及中苏签订新约和两项协定问题斯大林提出：现有协定，包括条约在内，都应修改，尽管我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
这些条约和协定之所以必须修改，是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败，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个条约也就过时了毛泽东说：我们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友好同盟条约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
这两点是我们的新条约同现有条约的根本区别新的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合作毛泽东还提出，在新的条约中应当规定就国际问题两国进行磋商的内容斯大林说：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时加进这一条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商定的解决各项问题的原则及工作方法，从1月23日起，主要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进行具体谈判1月23日，在毛泽东指导下，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开始同苏方代表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进行谈判，谈判内容主要是新条约和各项协定。
1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研究中苏同盟条约的具体条款，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名称上增加“互助”二字，经毛泽东同意后，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苏方对条约草案没有提出原则修改，只在文字上作了些改动。
1月25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二十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
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请勿外传”接到毛泽东来电的当日，刘少奇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并电告毛泽东。
1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件，中苏关于中长路、旅顺口、大连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贷款协定一件，附议定书一件，以上五件草案均经双方看过修改过，今日再谈一次即可大体定案”。
2月14日，毛泽东同斯大林共同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的签字仪式■ 主导中苏贸易等谈判 李富春同王稼祥一同协助周恩来参加中苏新约及协定的谈判，还在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生病缺席的情况下主持中苏贸易谈判。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回国后，李富春继续留在莫斯科主持谈判此前中苏谈判中没有结束的问题1950年2月27日，周恩来代替毛泽东起草的致刘少奇并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出：“我们走后，尚有贸易问题，民用航空问题，军事问题，专家合同问题留待解决，故将富春及东北、新疆各同志加上叶季壮、伍修权、沈鸿、李强、苏农官等二十二人，另刘亚楼等三人均留下，并由富春、稼祥、亚楼、季壮、赛福鼎组成代表团，富春负总责，继续商谈上述各项问题。
”李富春一方面不断向中央请示汇报，加强和中央的沟通，按照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和原则来指导推进谈判工作，另一方面也为中央决策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经常把代表团的意见、建议向中央和国内报告李富春等人认为，由于苏联在经济、军事方面都强于中国，中苏谈判是两个实力差距较大国家的谈判，中方应对同苏方达成有利于中国的条款进行积极争取，如中苏新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签订和关于贷款协定等方面；中苏双方就贸易问题、新疆经济合作问题、民用航空问题、军事问题、专家合同问题的谈判等。
李富春针对向苏联军事订货增加、外汇支付困难的问题，向国内请示，陈云、薄一波提出三项办法：减少向苏联的民用品订货；增加对苏花生、桐油、锑、猪鬃的出口；将大豆等出口资本主义国家有困难的农产品转销苏联李富春关于进出口货物的价格问题向中央请示后，同意此次采用谈判价格。
李富春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既强调团结友好，努力发展中苏互助合作关系，又坚持原则维护中国利益，不为对方的单方面意愿所左右，为谈判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两个月左右的艰苦谈判，中苏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了《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中苏贸易协定》以及其他相关协定和合同。
此外，李富春还主持了苏联援助中国东北工业几十个项目的谈判工作，涉及钢铁和机械工业、汽车制造、有色金属等重工业以及造纸等轻工业，在谈判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三，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李富春与周恩来交往纪事李富春和周恩来，从旅法勤工俭学时期开始交往、共事，在大革命中和长征路上并肩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主持经济建设工作。
这对革命战友，相知、相交半个世纪，他们相互支持，相互敬重，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法兰西岁月 李富春，1900年5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18年春，李富春从长郡中学毕业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由于在战争中伤亡惨重，劳动力缺乏，急需从亚洲各地招募工人。
从1912年开始，留法运动就在国内迅速开展起来李富春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 1919年10月31日，19岁的李富春乘法国邮轮“宝勒茄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
李富春初到法国，和大部分勤工俭学生一样，是怀着“工学主义”理想的1920年2月，李富春和李维汉、李林等人共同组建“勤工俭学励进会”（当年8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在李富春到达法国一年之后，1920年12月，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15届赴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马赛港，开始了旅欧生活。
李富春和周恩来这对革命战友在远离故土的法国有了人生交集 1921年6月16日，法国各大报纸披露了北洋政府以出让铁路“筑路权”为代价与法国秘密协商借款和购买军火等事宜这个消息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周恩来立即与“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一起联络旅欧的华人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并发表《拒款通告》6月30日，在法各华人团体组织了300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的抗议函100多封。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借款的商谈活动在这场斗争中，李富春和“工学世界社”的同志们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这场“拒款”斗争，是李富春与周恩来一起革命和工作的起点 在勤工俭学生与当局的多次斗争中，周恩来、李富春等人总结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1922年初，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刘伯坚等勤工俭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商讨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筹备，1921年6月下旬，作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1922年6月，旅欧的中国进步青年在巴黎建立统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2月，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团组织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著作。
为了配合这项工作，8月1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创办理论刊物《少年》月刊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既担任编辑，又撰写文章刊物的编辑部就设在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这里同时也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李富春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
在这间狭小的公寓里，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全情投入、忘我工作，“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床上、桌子都坐满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菜蔬都吃不上”据亲历者蔡畅回忆：“《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蜡版，李富春同志发行。
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 1924年2月，《少年》改组为《赤光》半月刊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以曾琦、李潢为首的国家主义派组织青年党，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国共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论战对象。
周恩来、李富春等人立即组织起来奋笔直书，在《赤光》上连续发表文章予以回应，同国家主义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家主义派名为爱国、实为卖国的本质 在法兰西的激扬岁月，李富春与周恩来同时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昂扬的斗志、忘我地工作书写着青年人的意气风发。
大革命中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东已经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急需大批干部前往开展工作党中央决定派李富春和蔡畅前往广东工作 1925年8月20日，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富春和蔡畅乘坐轮船抵达广州。
当时广州全城正在戒严，所有外来的船只都被阻拦在城外第二天，戒严解除后，李富春和蔡畅才得以上岸进城原来就在8月20日上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杀害廖仲恺被害事件，使初到广州的李富春在兴奋之余增添了一份忧虑，隐隐感觉到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
在中共广东区委，李富春见到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共事过的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国，到广州后即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初，广东革命政府下令东征，周恩来因随黄埔军校东征而难以兼顾中共广东区委的全面工作，就由陈延年接替了他的职务，周恩来改任军事部部长，集中力量领导军事工作。
李富春到广州后，中央决定由他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决定由他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 国民革命军是广州国民政府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对旧军队的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6个军每个军都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
周恩来与李富春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此时年仅25岁的李富春还兼任第二军军法处处长，领中将军衔李富春和蔡畅初到广州，住在离中共广东区委不远的文德东路文德里，周恩来和他的新婚妻子邓颖超也住在这里，李富春到二军工作后才搬到了高第街五号二军司令部附近，两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如何改造旧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中国共产党人上任后就开始着手健全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军队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李富春还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官从事党务工作或宣传工作，并在二军军、师两级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发展新党员。
在李富春的带动和领导下，二军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军队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工作成绩十分突出，李富春还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和军事部长周恩来的表扬 正当北伐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动了公开反共的中山舰事件。
周恩来和正在广州开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赶到时任第二军副党代表的李富春的住处商讨对付蒋介石进攻的对策当时李富春的态度十分明确，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致认为，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中，除第一军外有5个军长同蒋介石有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根据这种形势，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回击但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最终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主张妥协让步，以致蒋介石的军事地位更加巩固 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凯歌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
7月15日，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公开背叛革命中共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将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李富春是国民党通缉的重要人物之一，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周恩来则重整旗鼓，在他和贺龙、叶挺、朱德等的领导下，8月1日凌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打响。
长征路上 1934年9月，李富春离开工作3年多的中共江西省委，到达中共临时中央的驻地瑞金在这里，红军和中央各机关正在紧张地进行大转移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未愈，中央决定委任李富春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分别从瑞金等地撤离江西苏区，开始长征 1935年1月7日，红军突破了乌江天险，攻占了黔北的军事要地遵义红军部队在遵义休整十几天，利用这个“少有的休息机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在会上，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报告，将红军失利的原因归咎于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毛泽东也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批驳了博古的错误观点。
李富春作为红军的主要指挥员，在长征中特别是从湘江战役后一直反思红军存在的问题，认为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出了问题李富春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尖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伍修权就在回忆录中写道：“会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
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会议增选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李富春在中共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正确的组织、军事、思想路线。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和红军面临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李富春再次搭档，二人共同肩负起领导红一方面军生存和发展的重任。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举行政治局会议会议当天，周恩来与李富春联名发出指示：“争取洮夏战役的胜利，是赤化川陕甘的关键，而在洮夏战役之前，更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的战斗”为了执行洮夏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路军，中央再次调整李富春的职务，决定由他到三军团任政委。
在长征中，周恩来“承担着军委的主要责任”，工作非常忙碌，因为长期劳累、身体疲劳，加上营养不良、自然环境恶劣，到达毛儿盖后他就病倒了，连续多日高烧，不能进食经医生检查，周恩来患有肝炎，已经发展成了肝脓肿，急需排脓。
由于缺医少药，只能由战士去附近高山上取来冰块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冻的方法降低体温，控制炎症发展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过草地，李富春随三军团殿后周恩来也在这支队伍中，这时他虽然病情略有好转，但身体仍极度虚弱，在平地上行走都很困难。
从毛儿盖到班佑需要经过数百里茫茫草地，气候极端恶劣并且变化无常，遍地都是泥沼，不小心陷下去就很难拔出来为保证周恩来安全通过草地，李富春和彭德怀等三军团指挥员决定为他组织担架队，将周恩来抬出草地李富春考虑问题十分周到细致，行军路上，他经常随着周恩来的担架走，不时叮嘱抬担架的战士手脚要轻，并请有关同志想尽办法安排好周恩来的饮食。
经过六天六夜的艰苦行军，李富春和三军团的指战员们终于走出草地在李富春、彭德怀、陈赓和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的细心照顾下，周恩来的身体在这样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得到好转这是同志战友情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的完美体现。
从东北到中央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到莫斯科，协助已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李富春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此时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是东北党、政、军的二把手。
李富春随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联援助东北项目的谈判有关周恩来非常了解和信任李富春，他认为李富春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开过火车，当过司机，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现代工业的了解比许多人都要深刻；在东北工作时期，李富春领导了东北工业恢复与建设工作，并主持编制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有着领导和管理经验，是党内少数的熟悉现代工业交通、懂经济的领导人之一。
因此，周恩来在代表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为便于商定一九五〇年通商协定中的出入口货单，东北关系最大，除贸易部叶季壮前往外，毛主席曾提到富春是否需要前往，我们认为甚有必要” 列车一路西行，周恩来和他率领的代表团不顾旅途疲劳，紧张地从事谈判的准备工作。
1月20日，李富春等随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立即去毛泽东的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22日晚，中苏开始正式谈判，中方参加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陈伯达等这次谈判形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
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举世瞩目，影响深远李富春不仅同王稼祥一起协助周恩来参加条约及相关协定的谈判，还在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因病不能出席的情况下，主持中苏贸易谈判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专列离开莫斯科，李富春没有随行，留在莫斯科主持谈判此前中苏谈判中没有解决的问题。
正当李富春在莫斯科负责中苏贸易谈判之时，1950年4月11日，中央决定任命李富春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并接替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4月19日，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中苏贸易协定》，随后，李富春离开莫斯科回国。
回到东北后，李富春完成交接工作回到中央，为大规模开展工业建设做准备 到1952年下半年，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从1953年开始，我国将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从1951年就开始了，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实际情况，经周恩来提议，成立五年计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组成，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
周恩来与李富春这对老战友，又一次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擘画蓝图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为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中国代表团的任务是将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援助。
李富春到莫斯科后和陈云一起协助周恩来与苏联政府会谈，并同国内中财委保持密切联系，通报会谈进展情况，及时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在安排好代表团与苏联的谈判议程和方针后离开莫斯科回国。
在此后的近10个月中，一直由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3月8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飞抵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3月10日、11日，李富春抓紧时间向周恩来汇报近几个月来中苏双方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商谈的情况。
根据商谈情况和我国实际，李富春提出制定“一五”计划的条件，分析五年计划草案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并对国家计委、中央财委的建设提出了意见周恩来十分重视李富春的这些意见，认为许多意见对改进计划工作很有参考价值。
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同苏方进行反复磋商研究后，双方在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重大项目上已取得一致意见，基本具备了签订协定的条件5月15日，李富春作为中方全权代表，在《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上正式签字。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顺利完成任务这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前的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在新中国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此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李富春继续奋战在国家的经济战线上，陆续主持编制了“二五”计划、“三五”计划，绘制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完整蓝图，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5年1月9日，75岁李富春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弥留之际，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周恩来，他说过：“不知道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如何，担心他的病情，希望不要恶化中国的经济建设离不开周恩来，特别在困难时期”1月15日，李富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时已经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劝说，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的老战友李富春主持追悼会蔡畅激动而又关切地问周恩来：你怎么还是来了？与李富春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周恩来动情地说：“我怎么能不来呢？病得再厉害，也要来。
我们是五十年的老战友了！”四，李富春：在位21年的副总理，没一点架子，曾带头挑大粪我们都知道，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们都具有朴实无华的精神，令人倍感亲切在他们当中，有这样一位人物，做了21年的副总经理，为正国级干部，如此人物可谓位高权重，而他从不摆官架子，甚至还带头挑过大粪。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李富春，长沙人，1900年5月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中由于生在教书匠的家庭中，他从小就接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年纪轻轻就意识到了时代的动荡不安：统治阶级的无能使得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险境中，民众生活水深火热，时刻有着卷入战乱的危险。
因此，他从小就立下了救国为民的远大志向19岁那年秋天，他带着一颗救亡图存、求索真理的赤子心踏上了前往法国勤功俭学的道路勤工俭学，投身革命到了法国，他一方面有着对知识的无比渴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为此他不怕苦、不怕累，当过钳工、给人家开过火车……在这样的勤工俭学岁月里，他不是一味地埋头苦读，也不是天天计较着个人柴米油盐的问题，而是表现出对现实的极大关切：他曾深入考察法国社会问题，剖析其中矛盾，以此形成早期的革命认知。
在这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中国又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这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西方的那套根本无法解决好中国的问题俄国十月革命把资本主义世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也使救国心切的李富春看到了希望。
逐渐地，他从一个工学主义信仰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信仰者1920年，他正式创办工学世界社，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学社的宗旨，积极参加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在此过程中，李富春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2年，旅欧中国少年我党成立，李富春投身于发展法国共产主义势力的战斗中，与敌人的斗争使他更坚了共产主义信仰。
不久后，他正式参入中国我党他以通俗的语言向人们介绍《资本论》的基本观点，积极向世人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且在《赤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向世界宣报中国的革命情况，号召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1925年，李富春离开生活了6年的法国前往苏联学习。
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开展革命工作这一年夏天，他回到了阔别长达六年的祖国，到广州参加领导中共广东区的革命运动整编“二军”当时，国共两党的势力均处于发展前期，并且它们都有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双方都在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努力，共同的敌人使得两个政党走到了一起。
先前，根据组织的决议，李富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政府，并帮助国民政府积极发展海外势力到了广州后，李富春负责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这支由广东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是从湘军分化而来的，军阀势力出身使得它带有不少的旧军阀作风。
李富春到了军队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队作风，去其军阀习气，要求军队讲究政治纪律……一系列的整顿措施使得党对军队的控制力得以强化，第二军面貌焕然一新1926年国民大革命时，第二军北伐路上所遇对手多为北洋军阀精锐之师。
而面对这样强悍的敌人，李富春所负责的第二军始终气贯长虹，英勇无畏，屡立奇功李富春卓越在军队的组织才能与领导能力得到了实践的肯定长征岁月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转战各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李富春进入中央苏区，负责江西省的工作。
长征时，他领导红军总政治部，致力于保持军队战斗力，巩固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且积极对外传播我党革命理念，使得我党在大后方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扩展，主席对此予以肯定和表扬挑粪的高干抗战时期，李富春在延安负责财政经济和组织生产的工作。
当时，敌军将斗争矛头由国民政府逐渐转向我党，对我军实行封锁与围剿，根据地的经济与军民的生存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央决定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一次，组织上下达任务，要求收集肥料以备生产当时的农业肥料并不是现在的化学肥料，而是农家肥料，以粪便为主—这就意味着要去挑粪便了。
面对这种情况，许多受过高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不愿意干了而留过洋的李富春，时任中央财经委副主任，以身作则，带头挑起了粪担看着他挑着粪担跑得飞快的身影，人们又感动又羞愧，也都跟着挑粪去了在那些日子，他有着三头六臂的“神通”：一头工作，一头学习，一头生产；田间地头上，春夏秋冬，有他施肥的身影、浇水的身影、除草的身影……。
谁能想到，这位活似农民的中年男人，肩负着战时中央财经工作，是中共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员主持财政，呕心沥血抗战胜利后，李富春被调往东北，协助主持东北地区的财政工作在当地，他本着“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思想，在统一东北财政经济、城市接收管治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为以后的经济建设与城市工作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
解放战争胜利后不久，李富春被调回中央，领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他全程参与了“一五”计划的编制，为了工作常常熬到深夜，有时甚至彻夜未眠，在“一五”计划的创建和实施工作上呕心沥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他从来不讲排场。
视察工作时，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位普通的农工；在饮食上，他从不要求山珍海味，唯一一次跟炊事员提的要求是要吃家乡的苦瓜和腊八豆当部下迎合他的喜好而买了点好菜送给他时，他非但不高兴，还把人家说了一通；衣着上，除了出门访问，一般穿的是经过缝缝补补的粗布衣，衣服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上面打了好些补丁而他依旧舍不得换。
1975年，神州风雨交加，李富春在忧虑中离开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把全部家产献给国家“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李富春走了，或许，老人家心中还留有不尽的遗憾吧吾辈当勉励！五，李富春妻子蔡畅认识蔡大姐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她很帅。
她的言谈举止、行事为人，处处都洋溢着优雅端庄的大家风范她在我国女性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是资历最深的叱咤风云人物之一，又曾一直是全国女界的领袖但她不太喜欢谈及自己只是由于我们的再三恳求，她才说了这么一点点①蔡畅(1900年 —— )湖南湘乡县(现改双峰县)人。
“五四”运动前后，和向警予发起成立“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兼妇委书记。
1934年参加长征解放后任全国妇联主席，历任中共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我是1931年11月，从白区转入江西中央苏区的。
当时，苏区军民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以江西为基础的根据地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那一年，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工农临时政府，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了工农临时政府主席。
开始，我是在瑞金的红军学校做或治教员，红军学校是中央专为培养、深造红军干部而创办的，刘伯承同志任校长红军学校设有军事，政治理论课程，我负责讲社会发展史我军有很多优秀指挥员，当年都曾在红军学校学习过党在苏区的中央局就在瑞金，当时管辖的有江西省、福建省以及湘赣、赣东北苏区。
1932年2月，组织上调我到中共江西省委担任妇女部长并代理组织部长、江西省委驻在兴国，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当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同志是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省委的领导干部不多，吃饭时到齐还坐不满一桌江西省委管辖16个县，有四个中心县委书记，他们是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和古柏。
这四位同志在江西号称“四大金刚”江西苏区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苏区的妇女工作也开展得很活跃党和毛泽东问志非常重视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苏区从中央局到地方党委都设有妇女部或妇女运动委员会，区乡设妇女组织员或妇女运动干事。
当时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是周月林，在她以后由李坚真任部长江西省委妇女部除我之外，还有两名女青年干部， 一是危秀英， 一是邓石香，都是兴国县人，贫苦出身，革命极坚决，又善于联系群众按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苏区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广大妇女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
江西妇女在革命前，不但受反动统治者的剥削、压迫，而且深受封建礼教习俗的束缚她们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文化上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妇女受的痛苦最深，她们象商品一样任人买卖，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妇女被卖去当童养媳或婢女。
强迫包办的买卖婚姻，造成了家庭中地位的不平等，花了钱的翁姑，丈夫，对买来的媳妇可以任意打骂、欺凌妇女在家庭中仅有的权利就是俯首干活和生儿育女 一旦生多了女孩，还要再加一层歧视和虐待有些女孩刚出生就被溺弃。
那时候，女人真是伴着灾难而出世的，悲剧的一生往往又都是从嫁人开场我们搞妇女解放运动，就必须从解决妇女的这一切身问题入手1931年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几项法令中，就有《婚姻条例》《条例》的第一条明确规定“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在当时还提出：“反对虐待妇女”、“禁止溺婴、弃婴”的口号，打破了几千年来束缚妇女身心的封建野蛮的婚姻制度使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为实现妇女解放达到男女平等打开了通道。
为贯彻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法令，包括《婚姻条例》,我们的干部都深入农村，走门串户，访问调查，宣传讲解当时婚姻纠纷很多：卖到地主富农家的贫雇农女儿要求退婚，离婚；贫雇农之间因包办强迫而引起的婚姻纠纷也要解决妇女部依《婚姻条例》规定，给广大妇女撑腰，积极支持她们取得婚姻自主的权利。
对虐待妇女的翁姑、丈夫，妇女干部就发动群众对他们开展说理斗争，严重的还开公审大会，进行批判不过，一般都以教育为主，原则上不判刑溺弃女婴是最惨无人道的犯罪行为，对这类事件都依法严惩对男女双方离婚后的子女问题，也按婚姻《条例》规定，帮助他们妥善解决。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妇女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江西根据地当时还没有托儿所，妇女参加革命工作或从事生产劳动，往往把孩子关在房里，因为没人照看，发生事故的现象也不少，惨痛的教训使大家变得聪明起来，各乡、村把老婆婆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互助性质的带孩子组，这就是托儿所的雏型。
后来我们在江西苏区还颁布过一个《托儿所组织条例》,成立了一些托儿所既解除了母亲们参加劳动和工作的后顾之忧，又保证了孩子能健康成长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中，苏区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分得一份田地，并在苏区颁布的《土地法》上加以确认，使广大妇女在经济上得到翻身，她们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独立的人。
随着姻女切身利益的逐步解决，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和自觉性越来越高在当时苏区百分之八九十以上青壮年男子当红军上了前线的情况下，江西妇女勇敢地挑起了生产建设和支援战争的两副重担我刚到江西的时候，发现妇女都很勤劳，会干很多农活，可是一说顶上男子去犁田、耙田，她们却往后缩了。
起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经了解才知原来这个地方从历史上就有一种迷信的传说： “妇女犁田、耙田要遭雷公打”有人还神乎其神地说：“若是睛天，也要遭旱雷劈哩!”这种谣传，对妇女精神戚胁很大，从来就没有女人敢拱耙。
为了破除迷信，我们一面宣传科学思想， 一面挽起裤脚下田，拜老农为师，学习犁田耙田学会之后，把各乡妇女代表集中起来分批训练，传授操作技术她们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思想通了，学犁耙比我们顺手得多，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她们回到各乡，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妇女进行轮训，全省迅速形成了妇女犁田耙田的高潮，适时地播了种，插了秧，当年就取得了粮食丰收。
全省也没有一个妇女遭“需公打”从此妇女再也不受封建迷信的愚弄了后来，人们称赞江西妇女是“不怕雷公打”的英雄她们不但自己种田，还组织老年妇女从事编箩筐，编晒垫，制作扁担，锄柄等于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为解决群众和红军队伍吃盐难、吃菜难等问题，妇女们又自己动手熬硝盐、咽干菜、晾薯干。
穷凶极恶的蒋介石曾扬言要用经济封锁的办法，把苏区军民困死，饿死苏区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此外，江西妇女还组织起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洗衣队，直接支援战争她们不断把粮食、盐、菜、枪枝弹药，运上前线；再把伤员运回乡里治疗护理；前方打了胜仗，她们就兴高彩烈地把战利品运到后方来。
在江西苏区，无论大道上，小路间，都可以看见她们同男子一样奔忙，身后常常洒下一串串悦耳的革命歌声夜间，她们围在灯下， 一针一线为红军赶制军鞋，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江西妇女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做军鞋竞赛，很多妇女用自己卖鸡蛋的钱买来红绒绳，在草鞋上做个红绒球，或在布鞋帮上绣出“红军万岁”、 “英勇杀敌”等红绒字。
鼓励子弟兵英勇作战两个月时间，全省就做军鞋16万9千多双超额完成了任务扩大红军的工作，也是苏区妇女的一项艰巨任务1933年5月，中央局号召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各部门都抽人组成扩红突击队，深入各地开展工作，当时任江西省委妇女部长的李美群奉命回到自己的家乡兴国县担任了扩红总指挥，她首先动员自己新婚的丈夫报名当红军，接着又动员丈夫的哥哥、自己的弟弟去参军，同时她跋山涉水，深入基层，反复宣传，发动群众，使兴国县的扩红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扩红运动，到处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上成场的动人情景。
在扩红运动总结时，兴国被评为模范县江西苏区的妇女，贫雇农出身的多，有劳动习惯，有革命热情，就是没有文化，当地的妇女干部，有惊人的记忆能力开会布置工作，她们一个字也记不下来，回去全凭记忆传达，基本精神都能不丢不漏，请她们汇报工作，她们也靠记忆说，有条有理，有全面情况，有典型例子，连数目字也不会有差错，这样的妇女干部如果有了文化，就如虎添翼了。
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各级妇女组织和文教部门紧密配合，普遍办起了夜校，妇女群众和一些文盲都可以到夜校学习， 一般规定每天晚上学习一个小时，用能者为师的办法，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凡念过两三年书以上的人，不分年龄大小，能教的就聘为夜校教员。
根据地缺少煤油，上课时，大家就点上松明子代替油灯青壮年妇女经过一天紧张劳动之后，吃过晚饭，就携儿带女急忙上夜校，学习热情十分高涨白天在地里干活，我们就利用休息时间在田塍上教妇女学文化有些伶俐的女青年还学会了珠算，我们用小石头和树枝在地上摆个算盘样子，教她们口诀、指法，她们很快就能掌握。
党在苏区还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大批妇女干部各省都举办各种妇女干部训练班，用一两个月时间，组织妇女干部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军事理论和群众工作方法当时省妇女部在宁都就办过两期这样的训练班每期培训100人左右，经过培训，妇女干部的水平有明显提高，到1933年，江西苏区16个县，就有县一级的妇女干部27人，兴国一个县有20多名妇女担任乡主席。
还有很多妇女当选为优待红军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等部门的委员，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有的还被选为苏区中央政府的委员当年江西苏区流行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走山路，夜打灯笼访贫农这是对苏区党政军群干部的真实写照在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经常吃粗糙的红米饭和缺油少盐的南瓜汤，有时还要用野菜充饥。
大家穿的都是粗布衣和草鞋冬天，棉衣棉被不够用，很多同志就多穿几件单衣御寒，晚上铺盖稻草睡觉然而，同志们对革命的前途却满怀信心大家以苦为乐，精神振奋，相互间非常和谐友爱灯前月下，经常可见同志们和群众一起教唱革命歌曲。
每个星期六，苏区干部都参加义务劳动，帮助军烈属干农活在苏维埃区域内，到处洋溢着团结向上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情趣江西省委机关的伙房，每人也是五分钱的菜金标准李富春、陈毅等领导同志和大家同桌进餐、同盆吃菜年轻的同志们一上桌子，就不由自主地筷子“打冲锋”,三五下， 一盆菜就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我们几个常因为开会回来迟，菜盆里就剩下点菜脚子，我们就成了“打扫战场的专业队”年轻同志见我们海底捞针的样子，起初都很不好意思，背地里互相提醒下次得注意，可是到了下次，那筷子就又猛打猛冲起来了不过，我们也有窍门。
看看盆空了，我们就找来几个辣椒切碎拌点盐，吃起来可比捞菜脚子开心多了由于苏区物质供应条件差，五分钱的菜金，伙房还有节余，到了月底，总要给大家分伙食尾子，钱虽不多，那可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我和富春同志共分得两份伙食尾子，就成了“老财”,大伙总要凑热闹叫我“请客”。
带头人一定是我们的司令员陈毅同志老远就听得见他那爽朗的声音“蔡大姐哟，请客喽!给大伙打打牙祭吆!”那股兴冲冲的劲头，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连我也被引出了馋虫，于是就拿出钱来由伙房烧一锅香喷喷的辣豆腐，请大家美餐一顿，真是其乐无穷哩!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这首脍炙人口的兴国山歌，是中央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真实写照人们说起这首山歌，就会提及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米袋子” 1931年，李富春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当时，中央苏区反对贪污浪费和增产节约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兴国县是先进典型 为了解苏区革命生产情况，1931年底，李富春来到兴国，他脚穿草鞋，身背雨笠，走乡串村调查研究他得知兴国的区乡干部不仅不拿工资，本地干部连伙食费都不领，全都回家里吃饭。
如果要下基层了解情况，就自带干粮，不给政府和群众增加负担为此，他就让爱人蔡畅依照当地外出装干粮的袋子缝了个米袋子 这个米袋子实际上是个马褡，一袋多用，中间主袋装米，两旁各一个小袋，一个装着纸笔文件，一个装着一个草编“饭筲子”和腌菜干、辣椒干等。
李富春每到一个乡村，就立刻沉下去调研，有干部告诉他安排去某地方吃饭，他就连忙摆手制止，笑着掏出“饭筲子”，装上一些米，让他们拿去请村民煮饭时捎带煮熟有的当地干部很不安，觉得怎么也得招待一下，说：“李书记，我们再穷也管得起你一餐饭呀。
”可李富春就是不同意有的干部也趁机劝道，“米你是有了，出来这么些天，也不能没有菜下饭”李富春拍拍米袋子说：“菜我也带了”大家一看，袋子里果然有一包辣椒干和几根腌菜干 就这样，李富春在一年多时间里，背着米袋子走遍了兴国的山山水水。
他的米袋子也为兴国干部所效法，大家都缝个米袋子，背着去基层调查研究，解决群众疾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节俭务实、艰苦奋斗的精神，凝聚成了中央苏区干部的良好作风，播洒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
如今，走进赣南所有的红色苏区革命展览馆，都能听到这首《苏区干部好作风》，也能看到当年苏区干部自带干粮办公的米袋子建国后，当年的几位老同志有时碰到一起，还常回味陈毅同志赖我请吃伙食尾子时的乐趣同时，大家也就回忆起和江西苏区人民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六，李富春、蔡畅：教育女儿李富春和蔡畅夫妇是一对品德高尚的老共产党员在半个多世纪的相伴生活里，他们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浪漫的“红色恋情”，同时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柳亚子曾赋诗《赠李富春蔡畅同志》：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
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死生流转各天涯，今日新都莫众哗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李富春和蔡畅都身居高位但是，他们仍保持着革命者和人民公仆的本色，继续为建设新中国而不懈地奋斗在生活上，他们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到了50岁才有一个固定的家。
最初，李富春蔡畅一家住在北京什坊院，离供应点较远，公家给他们配备了一辆供采购用的汽车李富春觉得这辆车利用率不高，放着浪费，蔡畅就尊重李富春的意见，同负责采购的同志商量，说：“目前我们国家还很困难，把这辆汽车省下来交给公家就可以多派点用场，你辛苦一点，骑自行车买菜好不好啊？”年轻人一点就透，马上就领悟到了两位首长的用心，当即同意。
汽车上交后，遇到刮风下雨，蔡畅总是叮嘱那位年轻同志乘公共汽车、带雨具小伙子感动地说：“两位首长总像对我过意不去似的，其实，他们也是为了国家，我根本没有意见”李富春和蔡畅夫妻的日常生活十分朴素，他们的饮食很简单，吃米饭时一般两个人就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辣椒。
在平时的着装上，夫妻俩与当时的许多普通百姓一样，穿打补丁的裤子、袜子，只有外出开会、接待外宾时，李富春的穿着才会整洁合体，至于蔡畅，更是着装入时、风度高雅只不过，他们身上穿的，都是工作服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因病去世，不久，蔡畅依据与丈夫生前就达成一致的决定，将节省下来的工资，除适当资助身边的工作人员外，其余全部上交作党费。
这一年的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出具收据，上面写着：“李富春、蔡畅同志交来金镯子一个，记重1.1两，戒指一个，记重3钱(作为上缴特别党费)”一个月后，蔡畅收到的党费收据又多了一张“李富春、蔡畅同志交来特别党费10万元整(其中储蓄存款单29张计99851.09元，现款148.91元)。
”1977年4月8日，当蔡畅又要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特别党费上交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子孙留下一点？”她坚定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孩子们长大了，应该自食其力，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
”作为李富春和蔡畅唯一的孩子，李特特出生在法国巴黎她出生的时候，父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准备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无暇照顾幼小的女儿其外婆葛健豪便主动承担起抚养外孙女的责任1923年李特特回国在国内，她有时跟外婆住长沙，有时跟父母在武汉、上海等地住中央机关。
大革命失败后，随外婆回到老家隐居乡下，直到1938年4月底，才离开双峰前往苏联她1947年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学农业，1952年毕业归国回国后，李特特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工作她最先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1953年，苏联准备帮助我国在北大荒建立一座现代化农场，急需学农业的人才她觉得自己应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便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1954年，她带着出生不久的二儿李坚来到位于黑龙江省集贤县的友谊农场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农科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研究核辐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中的应用。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决定，将李特特从北大荒调回北京李特特运用她丰富的俄语知识，广泛收集苏联原子能应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这方面的资料，为农科院建立了资料库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为核效应研究，到新疆戈壁滩上工作了好几年。
在1958年至1960年间，她还参与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训班，为国家培养的1000多名专业技术人才，成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实验室的骨干有一年，李特特在北京市郊区农村劳动天冷了，蔡畅请警卫员给女儿送一床棉絮，警卫员便让司机开车把棉絮送到郊区。
回来后，蔡畅批评说：“你们开车去，招摇过市，影响多不好我们的孩子那么特殊，群众会怎么想？”从那以后，工作人员再也没有对李特特有过特殊照顾了李特特曾说过：“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
”为了延续好的家风，她从未停止过自己努力的脚步离休后的李特特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80多岁高龄的她常常忙着“化缘”、出差，用筹得的资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直至2021年2月18日，李特特去世，一生本色不改。
七，邓小平女儿讲述爸爸与李富春、蔡畅的深厚情谊 李富春伯伯、蔡畅妈妈和我父母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之间有几十年的战友之谊和如家人般的亲情而我们从小也有幸和李伯伯、蔡妈妈有过亲密接触，点点滴滴，令人不能忘怀。
我父亲与李伯伯、蔡妈妈的革命友情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留法勤工俭学李伯伯于1919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蔡妈妈于1920年1月赴法勤工俭学，我父亲于1920年10月赴法勤工俭学 在赴法之前，李伯伯已是有觉悟的热血青年。
到法国后，李伯伯深入考察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与李维汉等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积极组织和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多次政治斗争，在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迅速走上革命道路并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2年，李伯伯与赵世炎、周恩来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李伯伯担任诺门地方支部书记，并参与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李伯伯担任执行委员蔡妈妈赴法前在湖南时受到兄长蔡和森和毛泽东的很大的影响。
蔡妈妈到法国后，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 1920年10月，我父亲到达法国，在求学理想破灭后，勤工也屡受挫折，他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思想开始变化，有了参加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于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
我父亲提到的先进同学有赵世炎、周恩来、刘伯坚、王若飞，也有李伯伯和蔡妈妈我父亲加入旅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直与李伯伯、蔡妈妈在一起我父亲回忆，他是和蔡妈妈一起在巴黎进行的入团宣誓，每个人还进行了自我宣誓。
他们当时激动的心情，几十年后仍难忘记我父亲在加入革命队伍的过程中，在法国从事党团工作期间，与李伯伯、蔡妈妈相当亲近李伯伯、蔡妈妈长我父亲四岁，我父亲亲切地称他们为大哥、大姐由于我父亲年纪最小，李伯伯、蔡妈妈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
李伯伯和蔡妈妈在法国相爱并结为终身伴侣，我父亲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人 1923年后，我父亲到巴黎，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活，与李伯伯等一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少共机关与其机关刊物《少年》一起设在巴黎戈德鲁瓦街17号一个旅馆的小房间里。
蔡妈妈曾回忆：刊物《少年》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刻蜡版，李富春发行后来该刊物改名为《赤光》，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S街5号，一个咖啡馆的楼上邓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全部脱产。
蔡妈妈的回忆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年轻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的生活他们身居陋室，条件艰苦，白天做工糊口，晚上通宵苦干他们挤在周恩来住的小房间里开会，床上、桌子旁都坐满了人他们吃的是面包，喝的是白水，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
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工作，顽强斗争，焕发着青春的活力，保持着乐观向上的革命热情 在巴黎期间，我父亲曾同李伯伯、蔡妈妈住在一起我父亲经常提到，他常吃蔡妈妈煮的面条回忆起那时的生活，蔡妈妈曾笑着对我们说：“你爸爸最小，我们都亲切地叫他小弟弟、小胖子。
他可爱吃我煮的面条了”在巴黎的革命岁月和艰苦生活中，他们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年轻革命家，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也是情浓于血的亲人 1925年，李伯伯、蔡妈妈赴苏联学习1926年，我父亲也离开法国赴苏联学习后来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应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相继回国，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国内革命斗争。
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在不同的岗位战斗，经历了各种光荣历程、艰难困苦，甚至生离死别在关键时刻和危难时刻，他们仍然互相关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1933年，我父亲在江西中央苏区遭受“左”倾路线的错误批判，在被批斗和处分的最困难的时候，李伯伯在政治上一如既往地关心他，蔡妈妈看见他生活艰苦还给他送饭吃。
1934年长征时，由于我父亲刚刚受过批判，一开始参加转移的名单中没有他，最后还是时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伯伯特意把我父亲加进了长征的队伍中1939年，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延安结婚9月的一天，在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前，为祝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夫妇新婚，老战友们在一起聚餐。
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张闻天夫妇、李富春夫妇等，当时在延安的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在黄土窑洞外面，木板搭成的桌子上摆放着金黄色的小米饭，来者均着布衣布履的八路军军服，这是延安才特有的简朴而亲切的婚宴席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当晚，也不乏好事之人那些革命老战士，居然童心大发，捉弄起新郎官孔原被灌醉了，而邓小平有敬必饮却毫无醉意后来张闻天告诉他的夫人刘英，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弄了一瓶白水充酒，掩护了老战友邓小平 1954年9月，李伯伯和我父亲同时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我们家搬进中南海，住在庆云堂三院恰巧的是，李伯伯和蔡妈妈就住在前面的一院比邻而居，使我们两家人的关系更加亲密我父母经常带着我们去李伯伯、蔡妈妈家玩李伯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总是把我弟弟飞飞叫成“灰灰”。
我和飞飞小时候很爱到李伯伯家，因为蔡妈妈总是拿糖给我们吃我母亲对蔡妈妈非常尊重，有事常常向蔡妈妈请教而蔡妈妈对我母亲也非常亲切李伯伯非常简朴，他的中山装已穿得非常旧了，蔡妈妈要给他新做一套，特意让我母亲帮她一起去选料做衣。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政治气氛比较健康和轻松，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在难得的休息的时候，几位叔叔伯伯有时会聚在一起打麻将，有邓小平、李富春、陶铸、柯庆施、李井泉等如果在北京，地点往往在李伯伯家因为李伯伯、蔡妈妈非常好客。
平时，他们自己省吃俭用，但遇有客人来时，蔡妈妈就会为大家做点儿夜宵，比如稀饭、馄饨他们打牌都很认真，每次要以记分分胜负本次会议结束了，下次开会打牌还会接着上次继续记记分这个工作往往由李伯伯担任，记分记录也都保留在李伯伯那里。
我和飞飞因为小，有时会跑到一院李伯伯家看大人打牌，还会跟着吃顿夜宵去李伯伯家，我们从来不感到陌生和害怕 由于工作关系，我父亲和李伯伯常常一起出差，他们一起去东北、去西北、去西南、去华东他们经常在一起深谈，而谈话时都是我父亲去李伯伯家。
在工作上，他们配合默契对于政治上和工作上的问题，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认识和看法，相知甚深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曾被批评为两个独立王国：一个书记处，一个计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被批判、被软禁，孩子们被强令赶出中南海。
李伯伯也因为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当时是暴风骤雨从天而降，人人自身难保庆云堂四个院子，李富春、谭震林、邓小平、陈毅四个副总理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批判有一天，在空荡荡的胡同里，李伯伯的警卫员小孔拿了两包烟，悄悄塞在我们家一位老公务员手中，说了一句：“就说是富春同志送的。
”被隔离软禁中的我父母收到这两包烟时，真是百感交集1974年，我父亲被重新启用回到北京，他去探望了重病中同样渡尽劫波的老战友李富春1975年，我父亲为他亲如兄长的老战友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为李富春的一生献上了高度的评价。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随父母一起去看望蔡妈妈，此时蔡妈妈身体已很不好，但她对我父母说：“如果富春看见‘四人帮’被打倒，他会非常高兴”我父母紧紧地、长时间地拉着他们亲爱的大姐的手这个场景感动着周围所有的人。
1980年5月，蔡妈妈80岁大寿，我父母带着我们全家祖孙四代，去给蔡妈妈祝寿我父亲给他亲爱的大姐献上一束鲜花近60年的岁月过去了，他们的亲情，仍如在法国时期一样深厚我问我父亲：“这一辈子，您和谁的关系最亲近？”我父亲说：“周总理。
当然，还有你李伯伯、聂伯伯” 我们纪念李伯伯和蔡妈妈，也是纪念我们的父辈们。他们是不可复制的一代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们是我们后代的光辉榜样，是我们永远铭记和爱戴的人。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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