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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王泽龙王璐【摘要】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王泽龙王璐【摘要】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

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

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关键词】《新青年》译诗语言通俗化语义结构

语言问题是一切文学问题的基础《新青年》新诗群体也是以语言问题为新诗改革突破口的傅斯年曾说：“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胡适认为导致中国语言贫弱的原因在于：“中国语言文字孤立几千年，不曾有和他种高等语言文字相比较的机会。

”为了探索中国新诗建设的路径，《新青年》新诗群体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诗歌他们的诗歌翻译对新诗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译诗的语言给中国新诗的语言观念和实践带来了众多的现代性启示，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表达方式，丰富了表意功能，为早期的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新青年》翻译活动有较多关注，较多从思想史、文学史视角，从小说、诗歌一般性问题考察翻译对五四思想启蒙、文学运动的影响但是从翻译诗歌语言视角专题讨论《新青年》新诗群体的诗歌翻译对五四新诗语言具体影响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给我们留下了话语空间。

一、诗歌语言的通俗化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4卷4号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八不主义”之后，提出了“建设四条”其中第二条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明确把诗歌语言通俗化视为文言合一，突破传统格律规范，实现诗歌现代变革的重要途径。

在外国诗学观念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翻译在语言材料、语言组织、语言风格方面着重进行了语言通俗化的尝试1.语言材料：民间诗语的艺术化西方诗歌渊源于史诗的口头文学传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口语表达程式西方诗歌的这种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的变革需求不谋而合。

《新青年》新诗群体翻译介绍外国诗歌时，十分注重诗歌的白话特征《新青年》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白话诗歌与民歌，不仅证明了“白话入诗”的合法性，也给中国白话诗创作提供了借鉴途径《新青年》上的诗歌翻译，较多倾向于选择民间和通俗的体裁，比如：儿歌、歌谣、民歌、农歌，甚至歌曲的歌词。

《新青年》1915年至1922年之间发表的译诗共有92首，其中明确说明体裁的译诗中有21首是通俗体裁（儿歌3首，歌谣1首，民歌16首，田园诗1首具体如下：①儿歌3首：《燕子（杂译诗十三）》（希腊古代儿歌）、《凤仙花》、《燕子（杂译日本诗二七）》；。

②歌谣1首：《缝衣曲》；③民歌16首：《最后之玫瑰》（爱尔兰民歌）、《村歌》、《海德辣跋市》、《倚楼》（印度俚语体诗歌）、《德国农歌》、《囚人》（民歌）、《赤杨树》（波兰民歌）、《牧歌》（波斯尼亚民歌）、《云雀》（捷克民歌）、《蔷薇》（捷克民歌）、《被弃的人》（捷克民歌）、《鹧鸪》（捷克民歌）、《鹧鸪》（英国古代民歌）、《鹧鸪》（英国民歌）、《不安的坟墓》（英国叙事民歌）、《燕子（杂译诗十二）》（希腊民歌）；

④田园诗1首：《牧歌第十·两个割稻的人》）其他没有明确说明体裁的诗歌，也大多语言通俗，与民歌、儿歌有相似的特点译者还会在介绍诗歌的时候，特意强调诗歌通俗的语言特点比如，刘半农的《不忘我》（《新青年》3卷

2号(此后《新青年》诗歌引用的随文注释将只注明卷号），尽管用文言文翻译，但是刘半农称原诗语言“亦属白描文字”《新青年》新诗群体翻译的诗歌，其中有的诗歌被谱成曲，广为传颂当时被陈独秀认为是美国国歌的《亚美利加》（。

1卷2号），发表时附有曲谱；刘半农译的法国国歌《马赛曲》（2卷6号）也曾被广泛传唱在《最后之玫瑰》（3卷2号）的介绍中，刘半农写到“摩氏此诗，传诵极广又有音乐家某，为之谱曲曲中多低徐之音，于凄怆感喟之中，仍不失其中正和平之节。

今英美乐歌集中，载此曲者十居其九学校中十龄外之儿童，亦无有不能背诵其诗，歌唱其曲者则此诗价值如何，无待言矣此诗妙处，在立言忠厚，措辞平易”刘半农译的《缝衣曲》（3卷4号）是一首歌谣体长诗作者虎特是19世纪英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

这首诗受到文学家的高度称赞，甚至风靡美国，还被改编成流行歌翻译诗歌的内容大多都展现平民百姓的生活和心声，主人公往往都是村妇、劳动者、儿童、小商贩等普通群众诗歌为了能够更真实地展现他们的形象，所用语言为朴实直白的口语。

比如，胡适译的《老洛伯》（4卷4号）中的“我”是一个村妇，胡适在题记中说：“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此当日之白话诗也”“十八世纪中叶以后，苏格兰之诗人多以其地俚语作为诗歌夫人此诗，亦其一也”刘半农翻译的印度奈都夫人的三首俚语体诗《村歌》《海德辣跋市》《倚楼》（。

5卷3号）都是使用民间语言，其中《海德辣跋市》全篇都由集市里小商贩和顾客的对话构成在外国诗歌语言的影响下，新诗人注意到根据人物和情境塑造诗歌语言，摹仿不同人物的口气刘半农的《敲冰》中表现劳动时的语言：“敲冰！敲冰！／敲一尺，进一尺！／敲一程，进一程！”李剑农的《湖南小儿的话》（。

5卷4号）模拟紧急情况下的口吃：“先生！我们赶……赶……赶快躲！／那对面街上又发……发……发了火！”采用符合生活情境的语言还有的以方言入诗：“这个小伢俐（即小孩子），真有些憨气！”作者在诗前小序中说明“略参些湖南话”。

周作人翻译的儿歌，如《凤仙花》（9卷4号）：“红的红的凤仙花，／白的白的凤仙花，／你在这中间钻过去罢”他自己也尝试儿歌创作，《儿歌》（8卷4号）“你要泥人儿么？你要布老虎么？也不要泥人儿，／也不要布老虎”，凸显了儿童语言的语气与节奏。

2.语言组织：对话的运用《新青年》译介的外国诗歌中经常出现对话形式对话是直接来源于生活的语言材料正好给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白话诗歌创作提供了有效的借鉴模式《新青年》的诗歌创作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即对话作为语言形式大量出现在诗歌中。

对话不仅呈现出日常生活的话语方式，更给新诗提供了思考和观察的多样视角《新青年》第一篇用白话翻译的诗歌《古诗今译·牧歌》（4卷2号），就采用了对话体，这是一首很不成熟的白话诗翻译，却给中国诗坛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新异感官体验。

《路旁》（7卷1号）和《夏天的黎明》（9卷4号）是诗剧，全由对话构成，篇幅较长，发表在“诗”栏目《访员》《海德辣跋市》（5卷3号）、《两个女子》（5卷3号）、《不安的坟墓》（8卷3号）、《恶邮差》（5卷

2号）、《著作资格》（5卷2号）、《同情》（5卷3号）等译诗中都有大量的对话这类诗歌往往具有记叙性、纪实性特点胡适的《人力车夫》（4卷1号）、刘半农的《学徒苦》（4卷4号）、《卖萝卜人》（4卷5号）、陈衡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

5卷3号），诗歌内容直接来源于生活诗人们截取生活中的对话片断，其中隐含着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态度；而且这种直接截取生活语言成诗的方法，有利于新诗初学者的尝试比如，李剑农的《湖南小儿的话》（5卷4号）就是学习胡适的《你莫忘记》（。

5卷3号）而作；夬庵（孙毓筠）的《瓦匠的孩子》（7卷2号）与刘半农翻译的《恶邮差》（5卷2号）的对话方式十分相似新诗对话体的大量出现意味着诗歌思维方式的一种转变中国古代诗歌受“天人合一”的自然认知观念影响，注重事实的整体感知，诗歌话语常常通过意象整体展现意境，因此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对话意识。

而西方文化传统注重科学理性的观念，讲求客观认知，注重思辨和逻辑的思维特征，形成了西方诗歌话语中的对话传统，它凸显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交流、探索求知的意识西方诗歌中对话的形式非常丰富，不仅和人对话，还与自然甚至是抽象事物、概念对话。

周作人翻译了很多与自然事物对话的诗歌比如，《我说》（8卷3号）记录了“海、风、树林、太阳”这些自然事物和人的对话，在两者不同反映的对比中反衬世间的人情淡薄《赤杨树》（8卷3号）：“赤杨树，赤杨树！美丽的赤杨树！”《八鹧鸪》（。

8卷3号）：“鹧鸪，鹧鸪，你唱得好：／你莫停住了：／鹧鸪唱呵，鹧鸪！／鹧鸪，鹧鸪，你唱呵！”这些诗歌都使用呼唤式的话语这一西方民歌中常常采用的话语方式，情绪饱满类似的诗歌还有《云雀》《狗》《蔷薇》（8卷

3号）等译诗中对话的对象不仅是有生命的，还有抽象的东西在胡适翻译的《关不住了》（6卷3号）里，诗人与“爱情”对话，“爱情”像人一样自己表达渴望自由的愿望，很有感染力西方诗歌丰富的对话形式在新诗滥觞期被大量新诗人借鉴。

与自然事物对话的诗歌，如沈尹默的《白杨树》（7卷2号）：“它是快乐吗？这样寂寞的快乐！”“白杨树！白杨树！现在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能告诉我吗？”俞平伯的《草原的石头和赑屃》（7卷2号），驮石碑的赑屃和野草的对话：“石碑高高站在上面兀自不动，／赑屃闷急了叹气——哼哩，哼哩。

／野草笑了笑：‘古人说，你是喜欢负重的！’”通过对话表达了对赑屃不敢反抗压迫的嘲笑，视角独特，生动传神也有与抽象事物的对话周作人的《小河》（6卷2号），通过“稻、桑树、草和虾蟆”之间对话表现出小河经历的困境和表现出的坚韧，具有象征意义。

胡适的《例外》（7卷1号）中，“我”和“诗神”的对话；他的《权威》（6卷6号），将“权威”拟人化，模拟了“权威”和被压迫者的对话，这种语言组织方式增添了诗歌说理的生动性同样，唐俟（鲁迅）的《人与时》（5

卷1号）在人与时间的对话中，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避免了直接说理的直露对话这种话语组织方式，丰富了中国新诗记录和描写现实生活的表现方法，为新诗人们思考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抽象世界的关系打开了自由空间3.语言表达：大量语气词入诗。

在西方诗歌表达方式的影响下，《新青年》上的译诗与创作的新诗情感表达方式更直白，大量语气词进入到诗歌中，增加了诗歌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凸显了诗歌语言的通俗性特征西方诗歌诗句中出现语气词是常见的但是在早期的“归化”翻译中，大都没有翻译出来。

《新青年》2卷6号上刘半农翻译的法国国歌《马赛曲》语言极具号召力，诗歌中多有指向性的祈使句，比如：“Let us go，children of the Father land…”但是刘半农用文言文将它翻译成了陈述句：“我祖国之骄子，趣赴戎行”。

还有原诗“To the arm，fellow citizens，form your battalions！March on！（twice）”都是短句，铿锵有力，很有感染力用白话翻译应该是：“拿起武器，公民们，排好你们的队伍！进军！进军！”刘半农用文言翻译成“我国民，秣而马，厉而兵，整而行伍，冒死进行。

”这样翻译更典雅庄重，但是原诗的强烈情感都淡化了在《割爱》（2卷2号）中，刘半农将“O beauty of beauty！／…O sweetness of sweetness！／…”译成“美中之尤！／……美中之美！”其中的语气词在翻译中被省略，情感的浓烈程度被大大降低。

1918年以后，《新青年》逐渐开始用白话直译西方诗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诗的风貌，也较好地保留了诗歌的情感诗歌翻译不避讳口语中自然出现的语气词，在表现日常生活情境时，多出现语气词《新青年》上第一首用白话文翻译的诗歌《古诗今译·牧歌》发表在。

4卷2号这是两个割稻人在田间地头的对话，其中有大量语气词：“你莫要说大话呵！”“咦，紫花地丁是黑的，风信子也是黑的”“唉，美的Bombyka，你的脚像雕成的象牙”极富生活情感和趣味有一些诗歌是诗人为了表达强烈的情感，刻意安排的语气词。

这些语气词不仅起到强化情感的作用，而且还有补充音节、形成音韵、组织诗歌的作用有的译诗保留原诗中的语气词，还有的在译诗中或者句尾添加语气词，让中文表达更有情感《村歌》“…Why，O why was I tempted to tarry

／Lured by the boatmen’s song？／…Hear，O hear，is the white crane calling，／Is it the wild owl’s cry？／…”语气词的加入，让诗句音节数基本一致。

刘半农的翻译有意识地保留了这些语气词：“唉，我何以惑听舟子之歌，／迟我行道？／……听之，唉，听之，白鹤鸣耶，／野枭啼耶？……”8卷3号发表的《诗》（周作人杂译诗第二十首）：“啊，你这闲懒的臂膊，／你不曾拥抱那失却的爱人：／还不如折断了罢，／像这样空的冷的，永久的休息着。

／……”诗歌四次反复使用这样的句式，“啊”“了”“罢”等语气词多次出现，在翻译过程中自行添加语气词语气词不仅使用数量很大，而且种类丰富，表达形式多样语气词穿插在诗句中，如陈衡哲的《“人家说我发了痴”》：“我方才讲的什么？／哦！我记得了。

”用在句子开头或句子后面的胡适的《“你莫忘记”》：“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周作人的《梦想者的悲哀》（9卷5号），一共16行，其中有10行以语气词“了”“么”“呢”“罢”结尾，有2行以语气词“啊”开头。

康白情的《庐山游记》（8卷1号）使用的语气词更加丰富，有“呵”“邪”“么”“哪”“了”，运用也十分灵活多样可以看出对语气词的使用和选择是有意识的，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成为当时许多诗人喜欢的话语方式这种语气词的使用，非常具有日常口语特色，几乎是“怎么说就怎么写”，呈现出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当下情景性，是新诗发生初期寻求语言生动性的一个新鲜途径，给新诗的音乐性带来了新的样式。

诗句中的语气词，不仅是具体的情感声音的表达，也具有改变诗句内在语气和节奏的作用但是语气词滥用也使得大量诗歌缺少应有的艺术提炼与必要的节制二、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胡适“文学改良八事”第三条提出“须讲求文法”他十分重视白话语法的功能，将符合文法看做新诗成立的重要因素。

真正的白话诗要充分运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白话的文法（语法），对诗歌而言，就是诗歌的语义结构或整体组织，突出语义的功能后来胡适也反思自己早期的诗歌没有使用完整的白话语法，在美洲写的《尝试集》只不过是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八事”，实在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最大的缺点是仍然使用文言文的语法。

为了迁就传统的表达，总是截长补短牺牲白话的文字和句法，导致句子太过整齐，语言不自然中国传统诗歌的语言往往是实词直接连接，省略表明逻辑关系、语法关系的连接词、介词，句间和词间语法关系的省略往往成为诗歌意境创造的重要手段。

而英语诗歌的显著特点是有明确的语法关系表达，句子成分一般都齐全，保留系词、冠词、物主代词乃至动词的时态和语态在英语的影响下，新诗语言开始出现完整的语法成分在译诗语言的影响下，新诗语言出现了语法关系显现化的特征，尤其是在人称代词和修饰成分的使用上呈现出与传统的异样。

1.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作用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将主语隐去一般不会影响对诗歌内容的理解我国古代诗歌由于文体形式的限制，大多数诗词中没有人称代词在《新青年》早期归化式翻译中，原诗中的人称代词大多数是被省略的比如，省略了人称代词的翻译《割爱》（。

2卷2号）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达方式但其中的“And I shut my ears，／For fear I should fail.／…And I hardened my heart，／For fear of my ruin。

”译成“我惧魂销，／乃掩我耳／……惧毁我事，／强制我心”，可以看出译诗影响下不同于传统的强烈情感表达麦克顿那的《咏爱国诗人》（2卷2号）是有明确指向的对个人的赞颂：“His songs were a little phrase。

／Of eternal song…His deed was a single word，／Called out alone；…But his songsnew soulsshall thrill／The loud harps dumb

；…”刘半农将它翻译成四言体：“寥寥数章，／矫然千古……毕生勋业，／一言了之……诗魂震铄，／瓦釜失声”，没有将人称代词翻译出来，变成了对英雄的普遍性歌咏，个体的话语选择从属于集体的话语自4卷2号周作人在《古诗今译》中开始用“口语”翻译，《新青年》诗人们逐渐开始改用白话直译外国诗歌，人称代词的运用在译诗中得到完整呈现。

译者灵活地运用人称代词，表现出完整表意结构的构建意识《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奏乐的小孩》两个版本的翻译其中一个版本是胡适以笔名“天风”发表的原诗是“And the face grew peaked and eerie。

，／And the large eyes strange and bright，／And they saidtoo late‘he is weary！／…’”没有直接出现人称代词，但是胡适在翻译中自己加上了人称代词：“他的脸儿渐渐消瘦，／他的大眼睛也变了样子了，／他们方才说，‘他乏了／……’”原文以三个“

and”开头形成头韵，胡适通过加上人称代词“他”和“他们”，也形成头韵，从而翻译出了原诗的音韵形式在周作人的译诗《鹧鸪》（8卷3号，杂译诗第十首）中，三次重复了三个连续的人称，比如开头部分：“鹧鸪是美丽的鸟，／他且飞且唱；／他带来好消息，／他不会说诳；／他吸一切的好花，／使他声音清亮；／他叫道‘郭公’的时候，／夏天近来了。

”周作人在译诗之后的注释说，这首诗“是编者按了民歌的声调而仿作的”人称反复出现在短句中，显得质朴又俏皮，凸显了民歌不事雕琢的语言特征在西方诗歌翻译的影响下，现代人称代词的大量入诗，促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完整的表意结构的形成，影响了新诗的诗意表达方式。

人称代词对全诗具有诗性引领作用早期新诗的人称代词是诗句的发声起点和叙述焦点，引领叙述视角，奠定叙述基调，影响着内容的转折和情感的流动人称代词的介入，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人称代词引领诗歌叙述视角，影响诗人的行文思路。

同样是写下层劳动妇女的艰苦生活，刘半农翻译的《缝衣曲》（3卷4号）和胡适翻译的《老洛伯》（4卷4号）的叙述视角完全不同《缝衣曲》中是跳脱的旁观视角：“With fingers weary and worn。

，／With eyelids heavy and red，／A woman sat in unwomanly rags，／Plying her needle and thread—”刘半农译为：“指痛无人知，／目肿难为哭。

／贫女手针线，／身上无完服”而《老洛伯》是采用沉浸的自述口吻：“My father couldna work，and my mother couldna spin；／I toil’d day and night

，but their bread I couldna win；”胡适的翻译也还原了这种自述口吻：“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妈她又不能纺纱，／我日夜里忙着，如何养得活这一家？”外国诗歌翻译让新诗人感受到不同的诗歌视角。

《新青年》的诗歌中常见第二人称的指引性句子，如李剑农的《湖南小儿的话》（5卷4号）：“你看？这个小伢俐（即小孩子），真有些憨气！”“你看？”具有指引性，发声体并不回避，直接面对读者新诗人们常从各种动物、事物的第一人称沉浸式视角来表述，表达主体不仅是人、动物，甚至是没有生命的事物。

比如，在胡适的《老鸭》（4卷2号）中，“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我”指“老鸭”，以老鸭自述的形式来表达生活的艰苦周作人在《小河》（6卷2号）中采用跳脱式视角，“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实。

”“小河”以第三人称“他”被客观描述，作者以一种全知视角陈述“小河”所象征的变革力量人称代词引领内容展开比如，胡适翻译的《婆罗门》（3卷1号）“When me they fly I am the wings。

；I am the doubter and the doubt，I am the hymn the Brahmin sings.”译作：“背我而高飞者不知我即其高飞之翼也，疑我者不知疑亦我也疑我者亦我也／其歌颂我不知其歌亦我也。

”人称代词所指的变化对内容展开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而在陈独秀的新诗创作《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4卷3号）中写道：“古往今来忽有我／岁岁年年都遇见他／……／我是谁？／人人是我都非我／他是谁？／人人见他不识他。

／……”“他”在这首诗中指除夕，诗人将自己放在无尽的时间长河中，思考“我”作为个体的意义和价值，极具哲学意味诗歌关注的是“我”和外界事物的关系当人称代词进入新诗，形式层面是新诗人们对人称代词的使用，内在则是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考量。

人称代词影响着叙述基调第一人称主观表达意愿强烈美国国歌《亚美利加》（1卷2号）“The name I love；／I love thy rocks and rills，／Thy woods and templed hill。

”，对国家的赞美之情在第一人称之下喷涌而出；而陈独秀的归化式翻译情感更为冷静克制：“汝之名兮余所怿／清浅兮川流，嵯峨兮岩石／森林兮莽苍，丘陵兮耸立”但在后来的新诗创作中出现很多这种主观情感的直接吐露，如刘半农的《地中海》（。

8卷2号）：“我敬你，爱你，你是孕育文明的慈母”，也是主观情感的直接吐露第一人称代词“我”是《新青年》新诗中出现最多的这是这一时期诗人主体意识的体现，也是长期被压抑的个人欲望的释放第二人称引领的诗句说理性强，其中包含“我”对“你”说的潜在话语倾向。

周作人翻译的波兰民歌《赤杨树》（8卷3号）：“你为什么这样悲戚？／莫不是那老而且白的水冻，使你的汁僵了；还是恶风吹你呢？”康白情的《斗虎五解》（8卷1号）有与其相似的话语方式和行文思路：“你不要爱它们，／所以你不要劝它们；／因为它们在一天总是要想吞噬你的。

”这都潜藏着强烈的主观意识，也是主体观念的表达第三人称引领的诗句描写性强在《咏爱国诗人》（2卷2号）中，“His songs were a little phrase／Of eternal song／Drowned in the harping of lays

／More loud and long.”以庄重冷静的语言描写诗人的功绩刘半农在早期将它译为“寥寥数章，／矫然千古／瓦釜雷鸣，／乱其律谱”消解了第三人称表达风格但后来他的新诗中有这样的表达：“他在山顶上牧羊；／他抚摩着羊颈的柔毛，／说‘鲜嫩的草，／你好好吃罢！’”（《牧羊儿的悲哀》。

8卷2号）不同人称代词的选择和使用，会带来不同的表达效果在翻译诗歌人称代词情感表达的启发下，胡适的诗歌《一念》（4卷1号）：“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

／……”“你”和“绕太阳的地球”是双宾语，省略“你”也不影响语义表达，但是能够突出对话性，营造强烈的在场感，即时感和当下感强陈独秀的《答半农的D—诗》（7卷2号）：“我不会做屋，我的兄弟们造给我住；／我不会缝衣，我的衣是姊妹们做的；”“我的兄弟们”“我的衣”不加人称代词也不会引起歧义，但是反复出现的第一人称代词更能突出情分之浓。

然而，《新青年》早期新诗人称代词反复出现也会造成语言形式单一的问题，缺少自然变化，容易造成阅读、审美的疲倦2.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作用在外国诗歌影响下，句子结构的显现化与复杂化，带来不同于传统诗歌的诗意呈现方式。

新诗中出现大量的修饰成分，给现代诗意建构提供了更丰富的表达空间就句子结构的诗性功能而言，如果说人称代词具有定调功能，修饰成分体现的就是诗意扩充作用文言文的音韵限制与诗体规制，决定了在《新青年》早期归化翻译中难以翻译出复杂叠加的修饰成分。

《赞歌1》（1卷2号）的原文是：“At the immortal touch of thy hands my little heart loses its limits in joy and gives birth to utterance ineffable.

”冰心的白话直译是：“在你双手的不朽的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而陈独秀的翻译是：“汝手不死触，乐我百障空锡我以嘉言，乃绝言语踪”原诗中有四个修饰成分，但是文言翻译基本没有译出。

想要在五言体诗歌中翻译出这么复杂的意思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还要准确翻译出修饰语西方语法的结构像一串葡萄，主干很简单，围绕主干修饰成分层层展开，如形容词、定语、状语，从句、复句句式大量出现在诗歌中所以英语表达多长句，而在文言文的表达中则多短句。

文言文多单音字的特征，也使它十分凝炼，能够产生微言大义、一字千秋的美学效果，同时，也存在表意模糊、复杂的含义难以表达的问题自《新青年》用白话直译外国诗歌以来，译诗中修饰成分大量出现很多诗歌还通过叠加、反复修饰语来组织诗歌内容，创造诗意。

比如，重复修饰语：“在那绿的绿的树林里／……关着一个小小的小兄弟”（列忒瓦民歌《囚人》，8卷3号）；在复沓中增加修饰成分：“啊，你树林，你阴沉的树林，／密勒丁地方的树林！”（捷克民歌《被弃的人》，8卷3

号），等等不断增加或者重复修饰词，带有民歌咏叹调风味周作人的诗歌欧化特征明显，大量出现有后缀“的”的修饰成分，他常利用修饰后缀的反复形成音韵和节奏《牧歌》（8卷3号）写道：“因了你的绵阳你的绵阳是白色的，白地里带记号的。

”英文中白色“white”，带记号的“marked”，虽然都是形容词，但是没有相同的词性特征，而周作人在这首诗中，把这个位置的每一个定语成分后都加上了“的”，而且在中文中，“白地里带记号”就算是不加“的”也不影响它发挥修饰功能。

周作人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间表现出修饰成分的意识正好在这首诗中，都处于行尾的“的”也可以突出音韵和节奏，自然而然形成同字押韵《新青年》新诗创作中常常出现非常长的修饰成分，诗句变长，诗意空间增加；新诗人对修饰成分的组织也趋于多样，诗歌的诗意构建方式有了更多的变化。

新诗句中的修饰成分，加强了现代诗意的肌理和质感《新青年》诗人翻译的外国诗歌有很多复杂的修饰成分刘半农翻译的屠格涅夫散文诗《爱情与饥饿》（The Two Brothers，现译为《两兄弟》）：“His eyes were brown and full。

，with thick eyelashes；his look was sly，merry，and eager.”这种大量细节铺陈的语言风格影响了《新青年》中的新诗创作刘半农的散文诗《晓》（5卷2号）：“回看车中，大家东横西倒，鼾声呼呼，现出那干—枯—黄—白—死灰似的脸色！”借助标点符号加长了修饰语，突出强调修饰成分，“干”“枯”“黄”“白”“死灰”几个修饰词具体生动。

抽象描写是模糊的，容易形成意境，营造氛围感，而具体描摹是清晰准确的，丰富的细节更具鲜明的感染力胡适的《一念》（4卷1号）：“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用陌生的精确的科学语汇来修饰传统缠绵的相思之情，让人耳目一新传统诗歌的诗意抽象，依靠读者发散想象而新诗在修饰成分对句子的扩充之下，呈现具体清晰的诗意路径修饰成分在诗句中能够丰富新诗的音乐性表达，而音乐性是诗意营造的重要因素。

修饰成分的叠加、重复能够增添韵律美受西方语法的影响，《新青年》新诗语言中形容词后往往会增加后缀“的”在表达语义层面，汉语中很多形容词后缀“的”是可有可无的，只有显示词性或表达语气的作用而英语词尾往往多用后缀表达词性。

受英语语法的影响，新诗话语呈现出欧化倾向，诗人们逐渐习惯于增加形容词后缀周作人翻译的很多日本诗歌就有这样的修饰后缀用法：“独自专心的独学英文读本的，那眼睛的疲惫呵”（《飞机》9卷4号）“霭里的树木的静的形态，／伊们也恍惚的想睡罢！”（《小诗》

9卷4号）他同一时期的新诗创作也大量出现“的”的运用在《过去的生命》（9卷5号）中：“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哪里去了？／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诗句中的后缀“的”如同时间和生命的脚步声，诗歌语气与内容相辅相成修饰成分的铺陈还会带来语义和语气的延宕，形成丰富多样的乐感例如前文提到的周作人翻译的儿歌《凤仙花》（9卷4号）：“红的红的凤仙花，／白的白的凤仙花，／你在这中间钻过去罢。

”在一些新诗人的诗歌中常出现这种简单的颜色形容词铺陈：“小胡同口，／放着一副菜担，——／满担是青的红的萝卜，／白的菜，紫的茄子；／卖菜的人立着慢慢的叫卖”（周作人《画家》，6卷6号）；“红的，白的，紫的，黄的，绿的，粉红的，满庭都是菊花。

”（沈尹默《秋》，7卷2号）这种语言风格朴拙，却也自然天真泰戈尔的《海滨》（5卷3号）原诗为：“On the seashore of endless worlds children meet.／The infinite sky is motionless overhead and the restless water is boisterous.。

”而在刘半农的翻译中，形容词灵活的穿插点缀很有诗味：“在无尽世界的海滨上，孩子们汇集着／无边际的天，静悄悄地在头顶上；不休止的水，正是喧腾湍急”常惠在《游丝》（5卷2号）中写道：“一点蒙蒙的月亮，照在这最高楼的旗杆顶上；／沾着一缕游丝，那一头通得远远的，沾在天坛顶上。

／有个飞薄的东西，像铜元一样大，／在那游丝上，滚过来，——滚过去，——只是不定”修饰成分不仅仅是词语，还有句子“那一头通得远远的”修饰动作“沾”，“飞薄的”“像铜元一样大”修饰“东西”（也就是月亮）这种修饰成分复杂结构插在句子中，是欧化的修辞表达方式，陌生化的语言丰富了诗歌的语气，引人回味。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新诗中大量的修饰成分也往往使语言凝练度不高，从而模糊了诗歌和散文的文体界限新诗虽然粗糙幼稚，却包含着现代诗意生成的原始生命力在早期直露的文字、粗犷的诗句中，时不时闪烁创新的诗意，深藏着现代诗性生成的路径。

三、语义结构的复杂化在《新青年》时期，新诗语言材料的选择倾向于通俗化，同时使得新诗出现直白浅露、诗味不足的问题朱光潜指出：“西文的文法较严密，组织较繁复，弹性较大，适应情思曲折的力量较强这些长处迟早必影响到中国语文。

”在英语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诗虚词的使用让句子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和曲折，意义结构整体关联；诗句的语法的复杂化让语法结构更加开放自由，表意空间更加扩大深远，两者共同加强了语义表达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为诗歌思想深度表达，整体诗意的增强拓展了新途径。

1.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英语是有大量虚词的语言，在英语诗歌中较少省略虚词中国文言文中也有虚词，但是在传统诗歌，特别是近体诗中很少使用虚词因此，在《新青年》早期归化的翻译中，英语诗歌中的虚词往往都没有翻译出来。

刘半农翻译的《火焰诗》（2卷2号）原诗前三段都是由“because”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开头，结构很完整，但是译诗并未翻译出这种因果逻辑关系刘半农将“Because I used to shun／Death and the mouth of hell。

／And count my battle won…”译成“我昔最惧死，／不畏及黄泉／自数血战绩……”虚词“and”也没有翻译出来《赞歌2》（1卷2号）：“I know that only as a singer I could never aspire to reach.。

”原句包含着条件关系冰心直译为：“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而陈独秀翻译成：“前进致我歌，我歌汝怿悦”，把这唯一条件关系忽略了《割爱》（2卷2号）原诗四小节句法结构非常一致虽然是无韵诗，通过语言的运用，结构的重复来凝练诗意，形成节奏韵律，既有设计感又活泼灵动。

而刘半农用四言体翻译，如将第一节“Naked I saw thee，／O beauty of beauty！／And I blinded my eyes，／For fear I should flinch.

”译成：“瞩尔玉体，／美中之尤！／惧短我气，／急闭双眸”简短的四言诗句由于过于凝练，复杂句子的含义难以表达，消解了原诗精巧的诗歌意义结构在西方诗歌翻译过程中，英语虚词对中国诗歌语言的影响，有一个从生搬硬套到结合中文习惯内化改造的过程。

沈钰毅翻译的另一版《奏乐的小孩》（6卷6号）与胡适着意呈现原诗的音韵形式不同，沈译遵循直译原则，把原诗中的每一个连词都翻译出来了：“他为了爵爷的夜会奏乐，／他顺着太太的意旨奏乐，／直到他苦恼的小头沉重了，／和他苦恼的小脑要昏晕了。

”“直到他面色惨白，失去了神，／直到他两只大眼，放出奇怪的光，／于是他们说——太迟了——‘他疲倦了！’／他应当休息至少要今天一夜！’”胡适译诗《老洛伯》（4卷4号）中，“又谁知海里起了大风波”并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语气也不通畅。

按照中文的习惯应该是“谁知海里又起了大风波”而英语中转折连词“but”一般都是放在句首：“But the wind it blew high”胡译连词的位置明显受到英语语序的影响在用白话写诗的早期，连词的使用还很机械生硬，只是照搬西方的表达，还没有内化成自然的中文表达。

随着新诗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新诗人们认识到虚词的重要作用，并且逐渐在新诗创作中巧妙地加以运用虚词的运用往往会影响到整个句子的结构胡适曾点评其诗歌《应该》（6卷4号），写出了传统诗歌表达不出的内容和情感，其中诗句“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十个字就表达出多层意思，这是传统诗歌达不到的。

增加了一个表达继续状态的虚词“还”，句子的含义就丰富了很多在诗歌创作中，选择合适的实词固然重要，但是，锤炼虚词也十分关键一个虚词可以决定所在的句子，甚至是段落、篇章的表达效果在周作人的《中国人的悲哀》（。

9卷5号）中：“中国人的悲哀呵，／我说的是做中国人的悲哀呵／也不是因为外国人欺侮了我；／也不是因为本国人迫压了我；／他并不指着姓名要打我，／也并不喊着姓名来骂我／他只是向我对面走来，／嘴里哼着什么曲调，一直过去了。

／我睡在家里的时候，／他又在墙外的他的院子里，／放起双响的爆竹来了”诗人连用一组虚词，凸显复杂的语义汉语是缺少形态变化的语言，虚词在汉语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组织功能胡适曾说：“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

”新诗运用大量的虚词表达连接、转折、并列等关系虚词的运用满足了现代复杂情绪和思想的表达需求2.开放连动的语法结构《新青年》上的诗歌常借助欧化的文法来组织诗句，创造陌生化效果，构造曲折多变的形式，表达现代情感和思想。

鲁迅在《玩笑只当它玩笑》中言明：“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郭绍虞也曾说：“欧化造成新文艺的特殊作风白话句式假使不欧化，恐怕不容易创造他文艺的生命”“利用句式的欧化，可以使白话增变化。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中国新诗的语法运用形式逐步灵活复杂，新诗的表达能力增强，使得曲折的现代思想、感情开始进入新诗在早期《新青年》归化式的翻译中复杂句式较为少见英语语法灵活度大，变化多，文言文难以翻译出复杂的成分。

陈独秀翻译的《赞歌4》（1卷2号）原诗8行，前7行都是以从属连词“where”开头的地点状语从句但是在文言文翻译中这种状语成分排比的手法完全消失，失去了这首诗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诗味《亚美利加》（1卷2号）第三节

4～7行：“Let mortal tongues awake；／Let all that breathe partake；／Let rocks their silence break，／The sound prolong.

”原文由三个排比的祈使句构成，译文“众口相和声融融含生负气皆从同，／巉岩破寂声宏通”未能体现这一句式特点，而将祈使句改为陈述，也没有保留排比的形式，感染力减弱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外来诗歌翻译逐步普及，很多译者自觉接受英语诗歌影响，《新青年》新诗翻译与创作中的句式组织逐渐变得丰富复杂，新诗语法结构日趋灵活成熟。

比如修饰成分的叠加，同位语的使用等；语序自由变化，倒装句大量使用；定语、状语后置，凸显陌生化的表达效果等种种方法的呈现丰富了诗歌的意义联系和逻辑结构，加强了诗歌语句和语篇之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英语是具有

“主谓中心”性质的语言，以主谓语为中心，其他语法结构逐步增加语义英语诗歌语言经常出现以主谓语为中心的长句，辅之以根据语法结构的分行和跨行如上述《咏爱国诗人》：“His songs were a little phrase。

／Of eternal song／Drowned in the harping of lays／More loud and long.”新诗借鉴了这种表达方式开放连动的语法结构，与灵活的分行、跨行相结合，逐渐奠定了现代新诗的格调。

刘半农的《小湖》（7卷2号）：“小湖里一片清流／水晶般的澄明洁净，／映出它边上的几行杨柳，／和它面上的三五白鸥／便在黑夜里，／它还透出一片冷光”这是借用了英语中从句的表达方式如果将这节诗连贯起来看，其实是英语以一个中心词展开的话语方式。

“水晶般的澄明洁净”是定语后置，修饰“小湖”；第三四行和第五六行分别是两个定语从句，先行词都是“小湖”这种分行方法成为后来中国现代诗中典型的分行方法《新青年》上有大量使用了类似语法组织方式的诗歌，如周作人的《苍蝇》《对于小孩的祈祷》《山居杂诗》（。

9卷5号）、刘复的《奶娘》（9卷4号）等新诗人们在创作时还会使用欧化的语序来表现诗歌独特的风格和意义汉语和英语中简单句的句子结构有较大差异，汉语简单句不一定由主谓框架形成句子主干，不一定都有主语和谓语，其数量也不一定只有一个。

然而英语简单句由于有定式动词的形态变化和主谓一致关系，主语谓语一目了然但是，语序是汉语和英语基本句型之间所有差别的关键汉语中名词修饰语一般都放在名词前面，而英语修饰名词的短语和从句放在名词后，一些单个的形容词和名词也要放在被修饰的名词后。

修饰动词的状语成分，在汉语中一般放在动词前面，英语一般要放在句末英语倒装句语序的使用也比汉语广得多《新青年》的很多诗歌追求直译，译诗语言中有很多欧化语序的痕迹，比如，刘半农译的《同情》（5卷3号）“永远不给你抱我在手中了”；周作人译的《死叶》（

8卷3号）“他们这样凄恻得哭，在风来撤散他们的时候”等等，地点状语放在句末，是受到了英语语序的影响胡适《尝试集》再版时，修改了几首诗，其中胡适《一笑》里的“那个人不知后来怎样了”，蒋百里认为“这样排列，便不好读”，将其改成了“那个人后来不知怎样了”。

胡适也十分认可：“我也依他改了，果然远胜原文”胡适初次发表时的诗句中，时间状语“后来”放在动词后，是英语的语序，语法向右发展；但是后来蒋百里修改的版本，时间状语放在动词前，更符合中文的语言习惯欧化的语法一方面可能会带来累赘、不通顺的问题，但相反也会带来陌生化的效果，拓展了汉语的张力。

周作人在创作中利用这种欧化的语序来营造自己的诗歌风格他的语言表达自由灵活，他的诗歌也表现出自然淡远的风格周作人《山居杂诗一》（9卷5号）：“一丛繁茂的藤萝，／绿沉沉的压在弯曲的老树的枯株上，／又伸出两三枝粗藤／大蛇一般的缠到柏树上去；／在古老深碧的细碎的柏叶中间，／长出许多新绿的大叶来了。

”学习西方的语法，在长句中，将修饰语、状语后置，也更有利于分行，还能够产生陌生化的语言效果，带来疏淡的诗味而刘半农受到西方语法灵活性的启发，通过语法变化来表现特殊的意义刘复的《回声》（9卷4号）：“他唱着，吹着，／悠悠的想着；／他微微的叹息；／他火热的泪，／默默的流着。

／……他火热的泪，／默默的流着；／他微微的叹息；／他悠悠的想着；／他还吹着，唱着”首尾两段内容几乎一样，只有语序一正一反，诗人通过语句顺序颠倒的形式表现回声刘半农的《伦敦》（9卷1号）语序的运用也很灵活：“是这样墨黑的一个黑雾窟，／是这样一窟墨黑的黑雾，／里面是钻着！钻着！……”“黑夜钻到白天，／白天钻到黑夜！／黑夜！——白天！——／白天！——黑夜！——”表现出白天黑夜的颠倒，以及混乱迷茫的生活。

《新青年》译诗语言丰富了中国新诗语汇资源，从诗歌句式的组织到语义结构的建构等方面为新诗自由体形式形成做了初始的有益探索，引领了中国新诗文体形态的现代变革《新青年》译诗与创作在向西方诗歌语言形式借鉴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生搬硬套的倾向，如何找到与传统汉语诗歌语言有机融合的路径，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项目号：16ZDA240）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作者：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诗歌研究中心教授；王璐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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