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疯狂了吕氏春秋简介(吕氏春秋简介作者)

作者：张涅司马迁《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作者：张涅（浙江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司马迁《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张守节以为《吕览》“即《吕氏春秋》也”（《史记正义》），许多学者也认同此说，这似有不周《吕氏春秋》应该有大小之别，大的包括“十二纪”“八览”“六论”，小的只指“十二纪”《吕览》则是指“八览”“六论”，不包括“十二纪”。

严格地讲，原本“十二纪”是一部书，“八览”“六论”是另一部书

《吕氏春秋》 资料图片一《吕氏春秋》与《吕览》为两部著作，前人已经指出过如孙人和《吕氏春秋集释序》说：“‘十二纪’初为一部”“‘八览’‘六论’自可别行”（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蒋伯潜也说：“或此书原分二次编成，《十二纪》为一次，《八览》《六论》又为一次；前者名《吕氏春秋》，后者名《吕览》：后乃合为一书欤？”（《诸子通考》，中华书局2016年版）其所依据的是作为序言的《序意》篇的位置。

按周秦古书通例，序言在一部书的最后余嘉锡说：“于篇末为之叙”（《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9年版）即指出了这一点现存的《序意》是残篇，内容有缺，此不论但是其位置在“十二纪”之末，足以证明“十二纪”作为一部著作至此结束，“八览”以下是另一部著作。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内证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和《吕不韦列传》中都是“八览”“六论”“十二纪”的顺序，“十二纪”在后，一些学者据之以为《序意》就是包括“八览”“六论”的序言，只是因为残篇，有所缺略如吕思勉说：“《序意》一篇，当兼该全书，而但及‘十二纪’者，以有缺脱也。

”（《先秦诸子概论》，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这应该有误书名《吕氏春秋》，“春秋”是对“十二纪”而言毕沅案：“以‘十二纪’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故而“十二纪”一定在前。

从吕不韦“为民父母”（《序意》）的抱负看，“十二纪”逐月政事纲要所体现的政治思想是最重要的，自该首位孙人和说：“不韦著书之旨，当在‘十二纪’”（《吕氏春秋集释序》）若“八览”“六论”在前，则该称《吕子》之类，与《淮南子》的名称相似。

司马迁的著述多贯彻了个人的认识，并不拘泥于文献目录如介绍庄子，列举的是《渔父》《盗跖》《胠箧》篇，都不在“内篇”；介绍韩非子，重点在《说难》：显然都出于个人的理解这里把“八览”“六论”放在前面，当是认为其所集合的各家学说更有价值。

这与现代重视这部分所保存的思想资料是一个道理其实，我们比较其思想内容，也能得出原本为两部著作的结论，可为补证（一）从两者的内容结构看，各自形成体系“十二纪”根据四季十二个月排序，每“纪”第一篇都是先天象、地象，再君王行事要点，最后告诫违时必有灾难。

这样构成纵贯线，指示一年中每个月份的政治管理重点表述很机械，但是结构严谨只有“季夏纪”多了“中央土”一段，这当是为了解决“五行”配“阴阳”的问题加上去的，是特例每“纪”后各附四篇，有标题，为与该“纪”相关的思想观点，是逐月政事的关节。

如余嘉锡所说，“此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其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则古者天人之学也”（《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一般所谓的每“纪”五篇，其实是每月一“纪”，另附四篇四篇的标题形式与“某某纪”不统一，说明是相对独立成系统的。

十二个月的“纪”是时间性的，“四”喻示四面，指空间，由此构成一个包罗一切的宇宙系统显然，“十二纪”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二）从著作的指导思想看也不是同一家的陈奇猷说《吕氏春秋》的“指导思想为阴阳家，其书之重点亦是阴阳家说”（《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这当是对“十二纪”而言。

而“八览”“六论”内，各篇基本上论题、论点各异，思想倾向也大相径庭如《先识览》指示要认识国家政治的关键所在，开篇强调要以民为本，与孟子思想一致，接着《观世》近墨家“尚贤”一脉，《知接》《悔过》属兵家、术家理念，《乐成》《察微》阐述道家思想，《去宥》与荀子的“解蔽”近似，《正名》又为名家学说。

这与《艺文志》“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定义一致许多学者判定今本《吕氏春秋》为杂家著作，应该是根据“八览”“六论”的篇幅比例大，且“十二纪”中每“纪”另附的四篇也有集合性质而得出的二上述当可确定其原本为两部著作。

由此，还可以推测一点：吕不韦所公示的《吕氏春秋》，可能就只是“十二纪”理由是，若包括了“八览”“六论”，则篇幅太大，不可能展示而且“纪”的逐月政事典要及相关阐述才是需要征求意见的；其他属于各家学说的杂合，并非原创，没有接受批评的必要，也没有显摆的理由。

《吕不韦列传》记载：“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布”句应该有成分省略，当为“［曾］布［‘十二纪’于］咸阳市门”之前“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是概述全部的成果。

后学习惯于承前省略，就误以为公示的是《吕氏春秋》全部大家知道，“十二纪”约三万字，加上“八览”“六论”，有十一万多字（此概数据电脑统计，不包括标点）若加上《序意》缺掉的部分，“八览”佚失的一篇，则约十二万字。

当时书写在竹简上，约三万字，尚可以“布咸阳市门”让人阅读品评若十二万字，难以想象城门有这么大的布置空间，且有人能阅读全文并加以品评而且“十二纪”的文字谨严，当可自诩“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列传》），故“时人无能增损者”（高诱《吕氏春秋序》）也为可能。

而“八览”“六论”随意、粗糙处不少，郭沫若就指出：“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强凑成，或把一篇割裂为数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头换面而重出（例如《应同》与《召类》，《务大》与《谕大》，《去尤》与《去囿》），因而全书的体裁，在编制上实在也相当拙劣的。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高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吕氏春秋序》），此理由不足战国后期士人横议尚是传统，吕不韦仿战国四公子，“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列传》），可见对这一传统的遵循。

秦初讨论郡县制，依然畅所欲言，焚书坑儒以后才有“惮”“愄”的情形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就可以判定：（一）“十二纪”各“纪”的著作权属于吕不韦其可能有战国时期士人的认识成果，也应该有门人的著述，但是最后为吕不韦定稿。

试想：若是战国时期已经有类同的完整著述，学人所知，吕不韦怎么会把它作为自己的著作“布咸阳市门”，且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的夸耀，而不怕贻笑大方呢？（二）《礼记·月令》当后于《吕氏春秋》很可能是在公示时被有识之士抄录，后收入到《礼记》中。

郑玄说：“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三礼目录》）甚是（三）《吕览》（“八览”“六论”）的编著完成在《吕氏春秋》（“十二纪”）公示之后，约公元前241年至前237年。

《序意》记载：“维秦八年，岁在涒滩”说明“十二纪”完成于该年“涒滩”是“太岁纪年法”中的年名，在“申”年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年，申为涒滩，吕不韦指为是年。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所谓秦八年，是秦灭周后的第八年，即秦始皇六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秦始皇六年即公元前241年《吕不韦列传》又云：“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岁余……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

即公元前237年去世“八览”“六论”当是在这四年中编著成书的《太史公自序》云：“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当是说被贬迁蜀时，《吕览》开始传世，这也说明其后出这也可补证《吕览》不包括“十二纪”，若包括在内，则“布咸阳市门”以后已“世传”了。

无疑，吕不韦与他的门客组成了一个思想学派，可称为吕氏学派“十二纪”与“八览”“六论”都属于该学派的著作，依据汉代整理著作的惯例，是可以组合在一起的，与《庄子》的“内”“外”“杂”篇同例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季冬纪》）末一篇标识年月，题曰《序意》，为‘十二纪’之总论，殆所谓‘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者为‘外篇’‘杂篇’欤。

”这里把《吕氏春秋》与《吕览》分别开来，除了还原文本客观的企图，还意在为梳理吕氏学派的思想流变提供基础《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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