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种人歌词(黄种人歌词的意义和象征)

简洁、有力的图式最适于宣传性的图像。在这些图式中，最早被固定下来的一个，就是以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这三种肤色的人种形象为核心构成要素的图式。

 

简洁、有力的图式最适于宣传性的图像毛泽东时代应政治宣传所需而生产的那些图像恰恰符合这样的特点，从而令观者印象深刻在这些图式中，最早被固定下来的一个，就是以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这三种肤色的人种形象为核心构成要素的图式。

使用了该图式并具有代表性的宣传画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和平》，是由就职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陈冠华在1959年为庆祝世界保卫和平大会成立十周年而创作的，并由上海人美社在当年3月出版发行通过考察1959年前后的图像，我们发现，类似图式的作品开始成批出现，且都表达相似的主题，如《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保卫世界和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大团结万岁》以及中国邮政在1959年发行的纪字第63号邮票等。

这批图像的出现标志着“三个肤色人种”图式的确立除了图式出现的频度，认定图式的确立还有另外两个标准：第一，该图式的构成要素是否具有稳定性；第二，该图式的传播是否具有广泛性根据上文提到的这5幅图像，该图式的稳定要素包括：第一，人物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第二，和平鸽和橄榄叶；第三，三个肤色人种的紧密关系，以三个人物形象的并排形式或环状排列形式表达亲密团结。

这三个要素也是该图式的三个视觉特征在传播方面，这些图像的载体或为宣传画、或为邮票、或为期刊，都具有全国性的传播力度此外，《全世界无产者大团结万岁》的创作者为上海工人，是业余美术爱好者，说明该图式已从美术专业创作群体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当中。

尽管这是一个构成方式非常简单的图式，但是其释放的政治信息和宣传力度并不单薄将这个图式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爬梳并明确这些图像与图像传达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可以提出许多问题，如，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的图像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形式感强烈的图式？这种图式的来源是什么，是借用外来图式还是本土的创造？什么时候被固定下来，是1959年？为什么是1959年？又经历了怎样的建构过程？与这种图式成组出现的往往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和平”一类文字，与之相关的是哪些政治话语和历史信息？“三种肤色人种”所象征的是什么？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蓝色工装背带裤”的政治隐喻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的人物形象在二战宣传图像中就已广泛出现，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国的宣传海报中都能看到这样的人物形象：比如在美国的一幅宣传画中，希特勒头像代表着法西斯势力，一左一右分别是一个美国士兵形象和一个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的人物形象，二人正合力剿灭法西斯势力。

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英国和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抗击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扩张，我们可以将图中与士兵并肩战斗的人物视为他的同盟，即工人的代表而西班牙的宣传画中，一名士兵和一名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的人物并肩站立，手持镰刀与锤子，呈交叉状，构成象征苏联的符号形象，形式有力的数字“1937”表示这二人所面对的是西班牙国内的法西斯力量。

而在苏联的视觉遗产中，这一形象以更为高大、光亮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各个角落《工人与集体农庄女社员》是一件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苏联雕塑，由苏联女雕塑家薇拉·穆希娜（VeraMukhina，1889-1953）创作于1937年，矗立在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苏联展馆的顶部。

高举铁锤的苏联工人形象同样身着蓝色背带工装裤，有理由认为，这表明该视觉形象意义的固化同时，这件雕塑还被应用到当年的反法西斯宣传海报中，旗帜上的标语“向反法西斯斗士致敬”给图像下部的群体形象以界定，不同肤色、民族、国家的反法西斯战斗者，都被位于画面中部、手持红旗的苏联战士所引领。

苏联、苏联的无产阶级工人形象、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这些形象最晚在这时就已建立起联系了那么这个视觉形象是否就是1959年这批图像中身着“蓝色工装背带裤”的人物形象的来源呢？首先，在50年代的人民生活中，苏联的工人装——蓝色背带裤是流行一时的款式，1954年的宣传画《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展现了当时上海的服饰流行状态：画面左下黄金分割点处就是一位身着工装背带裤的青年女性形象，与她身边挽手而行的身着民族服饰、农民服饰的女青年等共同代表不同的政治身份和阶级属性。

不仅在大城市，在一幅50年代拍摄赣南地区新式监狱的新闻图片中，一位男性就身着这种背带裤，可见这种服装在当时流行程度之广泛从图像传播角度，可以看到在1956年的宣传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中，处于中间位置的苏联工人形象正来自苏联1950年的宣传画《我们要和平》，这幅画被选入1954年出版的供中国宣传画画家学习参考的《苏联宣传画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第143页）当中。

因此，可以认为，在1959年，这种“蓝色工装背带裤”的人物形象已经被中国的画家们所接受和掌握了其表达“无产阶级”属性的符号功能在50年代，特别是在1955年以后大力宣传毛泽东“两论”的背景下，得到中国画家的充分重视，被大量使用。

那么，为什么这个象征无产阶级的符号会在以“保卫世界和平”为主题的图像中反复出现呢？“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界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冷战格局形成后，从40年代末开始，国际上兴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继1948年8月29日的波兰和平大会和1949年3月26日的纽约和平大会之后，1949年4月20-25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第一次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其主张为反对侵略与战争，要求无条件禁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议在各国也设立相应的保卫世界和平的机构组织。

“保卫世界和平运动虽然具有全球性质，得到了来自72个国家、560个全国性组织、12个国际组织的支持，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和平人士，但这场运动有着非常鲜明的预设立场，它针对和抨击的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

”在最早举行的波兰和平大会上，大会最末讨论宣言，斥责英美帝国主义是唯一威胁和平的势力，以423票表决通过也就是说，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保卫和平运动中，“和平”的对立面、反义词不仅是战争，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阶级”。

追溯根源，保卫世界和平运动是应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号召而展开的，而该情报局又是由苏联领导欧洲九国共产党而建立的1947年10月情报局刚一成立，就发布《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等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就是要团结工人阶级和群众维护和平，巩固和扩大和平运动，用维护和平来打击英美帝国主义借战争解决自身危机、扩张资本主义统治的阴谋。

因此，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

“和平鸽”从哪里飞来？“和平鸽”是和平的象征，在今天已成世界性的常识，这个符号出现在保卫和平题材的图像中，似乎顺理成章但是，鸽子是如何成为“和平鸽”的？毛泽东时代图像中的“和平鸽”是从哪里飞来的？这些问题值得稍加探讨。

（一）新中国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用和平的力量推动地球前进》：我们民主阵营的弟兄，布满全世界，已超过了人类总数的一半；我们是和平的堡垒，横跨欧亚两大洲，占有地球的一半⋯⋯⋯⋯而新生的苏联，却以巨人的姿态，在地球上出现；

像一座万丈的高山站在你们的面前！⋯⋯⋯⋯而升起来的却是东方的新中国，像太阳一般，光芒四射，和欧洲的新民主主义各国，携着手，涌出于地平线！                          ——高兰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天，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成立仪式。

会上通过的《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言》是建国后第一次对“保卫世界和平”这个概念的系统表达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就非常重视对“和平”话语权的掌握，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更有强调“和平”的必要此外，“一边倒”的政策，也是新中国拥护并积极参与到这个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活动中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时期的图像中，“保卫世界和平”尚未成为重要的题材1950年出版的《一九五〇年新年画选集》收录了一幅名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游行》的新年画这是最早一幅传达“保卫世界和平”信息的作品，表现形式也较简单，用地球模型表现“世界”，用“和平鸽”表现“和平”，再辅以文字给予强化。

相似的图像还有1951年的年画《庆祝胜利新年》和同年的宣传画《庆祝国庆》这些图像中明确使用了“和平鸽”这个象征符号，其来源是毕加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创作的“和平鸽”形象40年代末开始的几次世界和平大会使用的和平鸽图像也都是同一来源，显然新中国是承袭自世界和平大会的传统。

经过《保卫和平》刊物的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次和平运动中，都可以见到毕加索创作的各种和平鸽形象（二）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和中国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席，成为中国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领导机构。

该委员会组织和宣传全国各地支援抗美援朝的活动，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下，抗美援朝、反对美国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是一致的在这股保卫世界和平的浪潮中，“保卫和平”成为频频出现在《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中的醒目标题和流行话语，各地展开多种宣传保卫世界和平的群众运动，自然也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创作。

《我们热爱和平》是一幅创造了奇迹的宣传画，发行量达到1000万张以上，是世界上发行量第二的宣传画印刷品这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宣传画由《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阙文在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下创作出来，使用和平鸽也是受到毕加索的启发。

而与此前的图像不同的是，在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和平”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新中国的人民又一次发生直接的关联，成为每一个中国人最真诚的呼唤，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图像中，出现了大量与《我们热爱和平》一样的，表现出对和平鸽的喜爱之情的作品——和平鸽飞到了中国人的身边。

这些图像还印在明信片、手绢和茶叶盒上，在抗美援朝士兵和老百姓手中广为流传另一方面还出现了“民族化的和平鸽”图像，最有名的当属齐白石创作的两幅《和平鸽》，分别发表在《人民画报》1950年第11期和1952年第10期。

1952年10月，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周年，且刚刚举行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因此在这期画报中，“和平鸽”惊人地出现在总计七个版面之中使用传统国画来绘制和平鸽，以及把和平鸽与传统中国纹饰、纹样结合起来等方式，都体现出一种和平鸽图像民族化的全新特点。

这一时期的宣传重心在于鼓舞人民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的工作，基于这一宣传目的，本时期的和平题材图像表现出与朝鲜因素、与战斗性的姿态相结合的特点，如《全国各地继续深入开展和平签名运动》专题报道的题图选用朝鲜族儿童使用朝鲜文字签名的画面，又如在《还要给战争贩子更严重的打击和教训》中“和平鸽”引导着打击和谴责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世界人民”。

谁来“保卫世界和平”？是那和平的风，吹动我们的旗，招呼自由的人们团结紧大家手挽着手，稳着步朝前进，向着快活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生命的保卫者，要永远消灭战争，我们要团结万国，爱护和平一条心！这里有千千万保卫和平的人，更有为争取解放的战士。

为了团结一致为了保卫生命，向着全世界送出明朗的呼声我们生命的保卫者，要永远消灭战争，我们要团结万国，爱护和平一条心！这是一首流行于抗美援朝时期青年人中的苏联歌曲《保卫和平之歌》，歌词由郭沫若翻译，充满了团结一致保卫和平的乐观精神。

然而，不知道在彼时吟唱这首歌的中国青年们是如何理解歌词中的“我们”的？这个保卫和平的主体——“我们”究竟是谁？(一)“三种肤色人种”图式的建构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在中国语境下的战争背景陡然变化。

然而在这之后，“保卫世界和平”题材的图像却并没有回到战前的状态，而是逐渐建构起了“三种肤色人种”的图式这一建构过程是如何演进的？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图式？

如本文最初分析的那样，这个图式在1959年前后被固定下来，而在此之前，曾有一次使用了这一图式构成方式的重要的创作，这件作品及其作者还被刊登在《人民画报》1955年7月号的封面上封面文字说明：“‘我们歌唱友谊’——中国青年给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献礼之一。

雕塑者：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时宜（23岁，右），张德蒂（22岁），史美英（21岁，左）（彭华士摄影）”《我们歌唱友谊》以三个青年女学生为造型主体，并以女学生的面部造型特征、发型头饰以及服装来刻画三人不同的种族属性，从左至右分别是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

三人亲密地围坐在一块石头上，欢快地歌唱“友谊”

文中提到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会，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合纵连横，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影响的举措之一，是世界青年民主联盟于1946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理事会上决定发起的《我们歌唱友谊》这件作品的构思就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视觉象征——盟徽有着密切联系。

盟徽的主体形象是“黑、白、黄”三种肤色人种的侧面像以平行排列的方式构成，这个图式曾经随1950年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访华，走遍了中国的诸多大城市，在新闻媒体和宣传出版物上反复出现有理由相信《我们歌唱友谊》的作者通过某种途径获取了这一构成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这组雕塑中的黑人少女形象，不同于以往漫画、宣传画中的黑人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准确，使得观者在缺失色彩作为肤色判断依据的条件下，依然能辨识人种1955年之前，来到中国的非洲黑人尚不多见，不能确定创作者画过黑人的速写或见过黑人，但从创作的形象准确度看，起码需要有黑人照片作为参照。

根据资料分析，这个黑人图像的来源可以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创作者之一时宜在访谈中讲到她建国前生活在北京，就读于教会学校，从小喜爱绘画的她时常前往教会图书馆翻阅美国《生活》杂志，看到过黑人的照片另外，1950年，《人民画报》丛刊出版的第一本书《和平战胜战争——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封面为三种肤色人种的女性并肩站在一起的摄影图像，其中黑人女性形象特点突出，宽鼻翼、高颧骨、微卷盘发，与上述雕塑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特质一致，可以推测两者之间的关联性。

照片与雕塑中的白人形象也存在共性，发型、脸型、面部结构都较为相似黄种人形象发型不符合青年学生的特征，在雕塑中有所调整《我们歌唱友谊》及其创作者共同作为美术行业的象征登上了《人民画报》封面，在美术界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后来者在创作同类题材作品时会受到鼓舞，沿用其构思方式是合乎情理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后同类图式的频繁现身

1959年，时值世界和平运动十周年，国内广泛开展纪念活动，生产出大量保卫世界和平题材的图像图像中三种肤色人种构成的图式成为主流至此，该图式正式被确立下来，并与“保卫世界和平”题材建立了稳定联系这种稳定联系在1959年大量出现，并在创作和传播中发生了一些转化。

在一部分图像中，三个人种的具体人物形象都被省略掉，而直接使用三种肤色的手臂等象征性符号，说明这样一种认知已形成广泛的基础，无论创作者还是观看者都可以从有限的形象信息中读取到背后的政治涵义除了抽象化的表现手法，还有一个相反的趋势，即加强对人物形象的细节刻画。

以《母亲——和平万岁》为例，画面中的黑人母亲上身着贴身汗衫，下装着黄色、棕色条纹的裙装“巴依”，头上做前扎花的“包头”，这是典型的黑非洲地区妇女的穿着；白人女性面部和发色表现出俄罗斯和东欧女性的特征，身着50年代苏联流行的衬衫和扎腰短裙；中间的黄种人形象则身着中国人身份象征的旗袍。

这些具体化的描绘规定了每个人种的民族和国家属性黑人不是美国黑人或拉丁美洲黑人，而是非洲黑人白人不是英美人，而是苏俄与东欧人黄种人不是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的人，而是中国人在人种属性的基础上再限定以阶级身份和国族身份。

这与1955年中国在亚非会议后力图在殖民地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是有关联的这样一来，黑人形象就同时具备了平等的人种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反帝统一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双重意义（二）“保卫世界和平”主体身份的演化

这个图式演进的过程，其实就是“保卫世界和平”中的“我们”建构的过程这个“我们”在字面上被表述为“全世界人民”或“全世界无产阶级”，但事实上，这个“我们”的内涵在1949-59年的图式建构过程中透露出了更丰富的信息。

创作者以图像的创造和变化始终在改变保卫和平主体，即“我们”的定义

在这个主体的定义中，最重要的是对“人种”概念的取用及强调这个图式最基本的信息就是不同人种间的平等关系在中国，“人种”概念在晚清时舶来光绪十八年（1892年），《格致汇编》第七年第三卷（秋季）刊载了《人分五类说》一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西国常以人分五类”，指出“各国各地人之形体性情容貌颜色亦有大不相同之处”，“以肤色分之”则为黄人、白人、黑人、棕人、红人。

不少学者认为，《人分五类说》是近代西方人种分类说传入中国可考的第一篇文章而毛泽东对“人种”问题的关注亦从早期便开始了，在1919年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他列数了许多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其中第十七即为“人种平等问题”。

毛泽东对人种平等问题的关注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种族和殖民主义问题上的观点，是对因人种差异而引起的不平等提出的反抗而延安时期，这种人种平等的观念已得到广泛的传播，据韦君宜回忆，当时的延安还流传着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无非人种黑白棕黄红”说明人种的平等地位，但这种平等的前提是“有这称呼”——“同志”，即有着共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志向的彼此友爱的共同体成员。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些谈话中表述了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人种平等”问题的看法：“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

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独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地位相同”同时，他认为要破除迷信，这迷信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的好些。

因为他们人数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更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此外，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还有一种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紧张关系。

尽管苏联的政治纲领申明种族平等，但历史上俄国人有着歧视黄种人的传统，19世纪俄国探险家普哲瓦斯基（NikolaiPrzhevalsky）把中国人描述为缺乏信誉、怯懦和懒惰的人，甚至在1935-1938年间，苏联还曾对远东华人进行种族清洗。

从中国人的角度出发，争取种族平等的对象不仅针对欧美的白种人，同样也针对苏联白种人

“三种肤色人种”图式最终被选用，最重要的原因与标准是“中国人民”形象在图像中的表达，这当然是为了说明“中国人民”为保卫世界和平所发挥的作用在抗美援朝前，中国人在图像中围绕着苏联老大哥这个中心，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阵营中的一员，作为“保卫世界和平”的一份子，某种意义上是苏联的“小兄弟”。

战争开始后，中国人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前沿阵地的战士，反帝阵营的其他成员是支持中国人战斗的后援力量而从1955-59年，中国人形象被突出和强调到与苏联人形象同等的位置之上“中国人民”形象的意义外延被扩大为“黄种人”的代表，代表着进步的“黄种人”和独立了的“亚洲民族”来“保卫世界和平”。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自身在世界格局中所期待的角色通过建构一个稳定的图式表达了出来

结语“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三种肤色人种并置的图式，在中国初步形成于1955年，并在1959年被确定下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宣传性图像依旧在沿用这一图式这个图式来源于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呼吁“种族平等”的产物。

与该图式直接相关的历史背景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各种与“和平”议题相关的活动，如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世界民主青年和学生大会等中国正是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才开始接受和使用这一图式这一图式进入中国后，得到了中国化的发展。

首先是借助中共的官方媒体将这个图式广泛建立起来，随后在其中加入了符合中国需求的元素和信息比如，以中国人形象代替泛化的黄种人形象，对黑色人种形象进行国族属性的界定等这个图式在中国的建构和确立过程，实质上是明确“保卫世界和平”的主体身份的过程。

从最初的暗含种族平等观念的泛化的“世界人民”演化为由“中国人民代表的黄种人、苏联东欧人民代表的白种人以及非洲人民代表的黑种人”共同组成的“世界人民”来保卫和平同时，该图式的建构同样体现了毛泽东时代的“种族平等”的观念与诉求，其中也包括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内部白种人的种族偏见。

以上两点，是该图式在中国得以建构的直接原因此外，促使该图式在中国发生演变的重要动因是中苏关系的变化，因此该图式也是中苏关系从亲密走向破裂的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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