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满干货红学(红学专家的排名)

傑作紅樓傳千古，影映封建斥王侯。自古忠臣多逆子，唯有寶黛入神州。

 

文字丨許荻曄    圖片丨來自網路【編者按】2013年11月，“紀念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在河北省廊坊市舉行，此後《東方早報》用了3個版篇幅談“紅學當代困境”，並反思了主流紅學的所作所為。

提出這個問題大有益於拓寬學術視野，對於深化紅學學科建設，建立科學的學術批評機制，促進紅學研究向制度化邁進，無疑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舊文重發，編者就文中個別字詞做了刪改，以饗讀者，意在引起大家的討論與思考。

主流的反思

雖然位列20世紀中國的三大顯學，20世紀上半葉，《紅樓夢》研究尚不脫知識階層的逸趣雅好或智力遊戲，卻因其中一位愛好者毛澤東，在中國大陸被推廣普及為全民運動此後很長時間裡，中國紅學研究的學術交鋒裡，或顯或隱流露着政治較量的兵刃氣。

『文革』之後，紅學在索隱、考據、階級論的道路外，重新回歸小說本身在知識仍帶有光環的時代裡，紅學是專家的，也是普羅大眾的，《紅樓夢學刊》作為一本學術刊物，第一輯發行達8.5萬冊同時，學界亦積極向大眾提供文化產品，1987年的電視劇《紅樓夢》受當時紅學潮流影響，結局設置以探佚結果取代了流傳更廣的後四十回，雖然對此改編紅學家內部猶有爭議，老百姓卻只管對着電視機唏噓垂淚。

但這個世紀，紅學開始紅得尷尬索隱派借助強勢媒體『捲土重來』，民間研究者、愛好者借網路展開言說空間，紅學界作為共同的對立面，在雙方的相互印證中，被樹為一個壓制異見的強勢組織同時，在學術生產後勁不足、缺乏有效訴諸大眾的文化產品、應對時代轉型的反應遲鈍,以及一個學術團體面對權力資本的微妙處境的共同作用下，以中國紅樓夢學會為代表的紅學研究界的公眾形象一落千丈。

這種遭遇可能只是當下學術界困境的一個投影，但紅學因其紅極一時，成為最容易被捕捉的案例起朱樓的盛況依稀，宴賓客的場面猶在，下一步哪怕樓塌了，也不失為傳統悲劇收梢；但在這個時代，還可能出現更殘忍的結局：或漠不關心，或當個笑話。

紅樓夢研究一度被推廣為一項『全民運動』，而本世紀以來，熱鬧的紅學似乎紅得有些尷尬。

閑坐說玄宗

89歲的馮其庸坐在主席臺上，身邊是86歲的李希凡，以及被李希凡稱作『小胡』的71歲的胡德平這是2013年11月23日『紀念偉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大會暨學術討論會』的開幕式，這位中國紅樓夢學會名譽會長聲音洪亮思路清晰地作了10分鐘的發言，在回顧了20世紀紅學發展，表達了新世紀的新期待後，他略作停頓，全場掌聲適時響起，然而馮其庸接着說：『但擴展思路、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不是讓大家去想入非非，學術研究要認真踏實、實事求是。

』

胡德平  李希凡1954年向俞平伯的紅學研究發難而受到毛澤東肯定的李希凡，批評了目前存在的『秦學』（劉心武對《紅樓夢》的猜謎式研究）、否認曹雪芹著書以及徹底否定程高本的觀點：『學術需要百家爭鳴，以便讓我們更好地接受《紅樓夢》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但爭鳴不是奇談怪論，是要以學術研究為基礎的。

』用自己的話說，馮其庸已經『看不清，對着耳朵說才能聽到；李希凡同志比我好一些，他的聽力還行』，但這些年的紅學聚訟，他們看來還是了然於心，並有所回應然而這一場景，印證的更像是紅學研究在當下的傳播困境：在場的都是『自己人』，與批駁物件沒有直接對話機會，意見往往只能由媒體一鱗半爪地轉達。

最殘忍的是，連劉心武都見好就收地不提紅學會很多年，紅學界的老先生們卻還是習慣性地擺出了對陣的架勢對他們來說，這也許是對待學術論爭的應有態度，但在習慣了一切都以資訊乃至以景觀觀之的當代觀眾，看上去也許更像一群白頭老者在『閑坐說玄宗』。

危機公關

『2005年開始，紅學出現了亂象』原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胡文彬說與其說是亂象，不如說是暴露了紅學家們捉襟見肘的危機公關能力，雖然原本在他們的學術訓練中，從來不需要這一項這一年的4月，劉心武登上央視《百家講壇》『揭秘《紅樓夢》』。

這不是這個2001年創辦的科教節目第一次普及《紅樓夢》，也不是這位知名小說家首次發表紅學觀點，但當劉心武通過央視成竹在胸地把一部名著當套娃拆解，還真的取出了一組更神秘的『秦學』，全國人民都看呆了紅學界的應對仍按照慣有邏輯運行：2006年第1期的《紅樓夢學刊》為駁斥『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觀點與方法，刊發了一組文章。

學者們或以為用9篇文章從論據論證到思想源流各個角度能對劉的學說逐一攻破，匡扶正統但意外的是，此舉一出，加上之前各人零零散散的媒體表態，反而使『主流紅學界』仗勢欺人的學閥形象深入人心這或許是這個時代學術爭鳴的代價。

1992年劉心武的《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在《紅樓夢學刊》發表，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固是大為激賞，也有人展開爭鳴，對於駁詰觀點，劉心武在《『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自道：『我確實非常珍惜陳詔、梁歸智等同志的不同見解，‘秦學’必得在坦率、尖銳的討論中發展深化。

』但在大眾媒體參與傳播之後，學術爭鳴忽然有了一種更簡明易懂的理解思路：壓迫/被壓迫的二元關係也因此，原本各種『非主流』的《紅樓夢》研究，忽然有了更合適的位置來安置、闡釋自己；而紅學界板着面孔講大道理的形象，絕對是公共危機應對的反面教材：順勢就被請上『權威機構』的高位，直到台下看熱鬧的人散了，才發現沒有下來的臺階。

所謂『亂象』由此而生縱觀紅學史，版本、作者、探佚……各個時期都有各種石破天驚的大故事出現，但紅學界hold得住劉心武給《解放日報》投稿時，編輯陳詔雖不認同，但亦認真編發；霍國玲《紅樓解夢》出版時，胡文彬作序稱『紅樓不廢百家言』。

但這樣的學術自信，在這個時代裡漸漸被孤立，不再擁有話語權，動輒被『猛批』、『炮轟』所裹挾的紅學會，不復存焉

馮其庸『面對別人的指責，我們現在是說話呢還是不說話呢？不說，他們就說：看吧，紅學會無法反駁默認了；一說，他們就說：看吧，紅學會壓制圍剿我們了。』紅學會會長張慶善反問。

學術之困

從內部觀察，失去自信或是因為紅學界學術生產力的下降紅學家蔡義江介紹，他偶然讀到一名研究者論《紅樓夢》十二官的文章，此人考證出『官』用於人名自乾隆時期始，但沒有展開，反是去闡釋十二官各自的名字、角色等細節。

『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可以有力地反駁那些說《紅樓夢》寫于康熙雍正年間的觀點但文章那樣寫，像是有一把好武器，卻不知怎麼用，最後朝天開了一槍』出於納悶，蔡義江問了下作者的想法，對方答：『我人微言輕，不敢接觸這些論爭。

』『這個觀念就不對就算兩個權威辯論，你也可以表態：你支持誰的觀點，或者對誰大部分同意哪裡不同意，誰有問題但是哪裡有道理這裡並不存在你人微不微輕不輕，而是你心裡有沒有存着學術上的大問題』蔡義江說他感喟現在的年輕人研究越做越小。

為了不出錯，老找一些前人沒有提到的小問題來做文章，『寫文章就是要有自己的發現，寫別人沒有寫過的東西這麼好的發現，你就隨隨便便用在一篇沒人注意的文章裡，這不是浪費嘛！』對於一門成熟學科，這並不算新鮮問題，但紅學因以考證為根本，此種現象格外顯眼。

紅學一詞的出現可追溯至光緒年間，但用以指稱『用現代學術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卻是要到1921年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胡適認為蔡元培等對《紅樓夢》本事的猜謎方式是歧途，正確的方式是根據可靠版本和材料，確定作者、家世、年代、版本，其自道曰：『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但考證方法，倚重的除了材料，還有學問功夫畢竟不是手握馬克思主義文藝觀就能負責闡釋一切的上世紀50年代，年輕學者望之生怯或曰敬畏之心，也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版本與作者的材料已多年沒有更新，翻來覆去的考證頗有些無米之炊感。

而現今的索隱派『捲土重來』，也是因為考證派如今自顧不暇的窘境『現在的很多文章都在炒冷飯，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東西拿過來，加點新名詞，加點所謂方法的作料，就出來了這還算好的有一次我去《紅樓夢學刊》辦公室，看到桌子上有我一篇文章，再一看作者是別人，已經膽大包天到把別人的文章抄一遍，連小標題都不改就送來發表了。

』胡文彬說1979年《紅樓夢學刊》第一輯出版時，發行8.5萬冊，而現在跌至三四千冊，這或可看做學界與大眾已互不相干，但刊物的文章品質亦不復從前一位學者認為，《紅樓夢學刊》目前1/3的文章是沒有達到發表標準的。

但主編張慶善認為，不可脫離當下學術環境來看紅學及學刊存在的問題。

胡文彬『《紅樓夢學刊》在上世紀80年代就是教育部認定的重要學術刊物，但它不屬於核心期刊，因為定所謂核心期刊的標準是轉載率，而《紅樓夢學刊》作為專刊，轉載率無法跟綜合類刊物相比這不科學，但現在衡量學術的杠杆就是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數量，很多學者要評職稱，要面臨生活壓力，這都是沒辦法的事情。

』

學術研究與文化產品

《紅樓夢學刊》第一輯發行8.5萬冊，第二輯11萬冊，但第三輯後，銷量逐漸下滑在當時，這未必是由學術品質引發，更大的可能是，讀者發現《紅樓夢》研究，並不是他們想像或習慣的那樣了自流傳時起，讀《紅樓夢》可能就有兩套系統：『引車賣漿者流』的普通人往往滿足於故事層面，而文人學士則更樂於在虛實掩映草蛇灰線的敘事中，衍生種種智力遊戲；在衣食起居器物儀制的細節中，發現種種文化意蘊。

在清代李放的《八旗畫錄》中，便記載『光緒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為紅學雲』，頗見知識份子的自矜自許也因此，《紅樓夢》在民間的傳播，除了小說本身，依靠的是戲曲、評書、影視作品等強調故事性的文化產品，與研究作者、版本、家世、探佚的紅學實為殊途。

而索隱與考據再頡頏，也不過是知識精英間的分野，雖然如果向大眾闡釋，自然是蔡元培的隱藏很深的反清複明故事，吸引力會高於胡適的甲戌本庚辰本程高本之類令人困惑的名目比較但在上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紅樓夢》不僅只是一部優秀古典小說，更因毛澤東多次推薦，是『文革』期間除了魯迅與部分革命文學外，尚能合法閱讀的文學作品，其意義與影響不言而喻。

『全民評紅』時，普羅大眾運用階級論的分析工具，一年之間在全國報刊上發了319篇評紅文章因這段歷史，《紅樓夢》在中國有着廣泛的群眾基礎，當下各種地方紅學會裡收納的離退休幹部，或許都曾共用這段集體記憶而在上世紀80年代，紅學研究並不曾脫離大眾需求，比如使小說回歸小說的作品解析、人物論，或當時流行的美學理論闡釋。

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以下簡稱『87版』）也被看做是學界與大眾文化需求結合的優質案例胡文彬此前與該劇導演王扶林的夫人合作過廣播劇《紅樓夢》，因此當了電視劇的副監製—那個副字，是他自己要求的五年之間他奔走於劇組與學界，每個月拿30元的車馬費。

坊間流傳紅學界有周（汝昌）派與馮（其庸）派之爭，在新版電視劇《紅樓夢》播出時，甚至演繹成諸如87版周汝昌任顧問，反對後四十回；而新版馮其庸任顧問，支持用程高本，因而導致兩劇的差別等說法胡文彬對此解釋：『87版是整個紅學會都支持的，三個編劇都是紅學會推薦的。

至於李希凡、馮其庸沒當顧問，李是認為沒有一個經典作品能夠以其他的藝術形式改編成功，他不看好所以拒絕而馮其庸是當時央視給他顧問名單請他簽名，他說你等等，我看看至於周汝昌，他那個時候其實在美國』馮其庸雖未當顧問，但87版受到學界批評的時候，他還撰文力挺，認為拍電視劇是對的。

電視劇播出後，相關圖書被搶購一空，馮其庸稱之為『《紅樓夢》小說有史以來最大的普及』或許因為這樣的往事，所以『亂象』之時，紅學家們仿佛才突然發現，很多普通讀者、觀眾已不站在自己這邊，學界與大眾之間的文化聯繫及信任似乎不再。

而在這個時代要重新接續，學術研究與大眾文化產品之間，恐怕差了100個娛樂頭條當胡文彬看到有新聞稱新版《紅樓夢》需要讓紅學家審核劇本，不通過就不蓋章，不蓋章就沒法拍，大笑之餘，卻又無奈：『我想紅學會什麼時候擁有這麼大的權力啊，就算廣電總局審，電視家協會審，也輪不到紅學會吧，但媒體也就這麼報導了。

』

張慶善『當大眾需要一種普及性的形式的時候，紅學家沒有及時站出來，適應大眾的要求，因此這個舞臺被人家佔領了，當然就出了問題誤會越來越深，矛盾逐漸激化在這一點上紅學家要反思，要總結經驗教訓，思考怎麼把小眾研究轉化成大眾的文化產品。

』胡文彬說，『希望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紅學能夠恢復元氣、走向正軌而這首先要紅學界正視自己的問題，去檢討去總結我相信還是會好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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