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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传真·欧洲人类学对中国的研究周大鸣
[作者简介]周大鸣，1982年、1988年、1998年在中山大学分别获得考古学学士、人类学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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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传真·欧洲人类学对中国的研究周大鸣

[作者简介]周大鸣，1982年、1988年、1998年在中山大学分别获得考古学学士、人类学硕士和民族学博士学位，1997年被评聘为教授，2014年被教育部遴选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为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凤凰村的变迁——〈华南的乡村生活〉追踪研究》《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等。

摘  要自19世纪后期至今的一百多年间，欧洲学者在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学科，即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四个传统研究领域，即亲属制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以及宗教人类学中，均有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而获得的杰出成果。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一批外国传教士和西方探险家以各种名义先后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境内或传教、或考察的同时，注意搜集各种资料，使之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民族志文献同时，一些早期的人类学民族学家也开始关注中国，如泰勒、弗雷泽在他们的著作中，将中国人的一些文化习俗作为比较研究的材料。

一些在华的欧洲学者如高本汉、安特生、史禄国等，分别在中国的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方面有着出色研究他们一方面促进了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另外一方面也激发了一些民族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的自强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20世纪50—60年代，一些苏联人类学家来到中国，不仅给中国人类学学者带来苏联民族学的思想，也使得苏联民族学家更为细致地开始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欧美学者进入中国开展人类学调查，不仅研究主题无所不包，所借用的解释框架也随着人类学理论多元化而引入了性别、权力、实践等视角，跨学科合作研究也成为一种潮流。

尤其是，不仅在欧洲人类学的中国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大批中国年轻学者，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热潮，使得当代欧洲人类学中国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国而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局面，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

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人类学发展看，欧洲人类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的人类学学者提供了典范而在这些研究背后、支撑这些研究的不同时期欧洲的人类学思潮，更是形成了中国人类学成长历程中的欧洲传统它具体体现在：古典进化论的影响；。

1949年后苏联模式的民族学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全域的影响；英国功能学派传统通过吴文藻、费孝通、许烺光等人的传承；法国社会学派传统通过杨坤、杨成志等人的传承关键词欧洲人类学  中国研究  中国人类学。

欧洲是人类学的故乡自19世纪后期至今的一百多年间，欧洲学者在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学科（社会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四个传统研究领域（亲属制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中，均有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而获得的学术成果。

本文拟以社会文化人类学四个传统研究领域为重点，并结合人类学的四大分支学科，简要介绍和回顾一百多年来各领域中具有代表性、开创性的欧洲人类学家对中国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将关注中国学者如何吸收欧洲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并在实地研究中如何加以中国化的运用。

一  欧洲人在中国的早期人类学研究19世纪后期，大量外国传教士以各种名义进入中国这些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以法国和英国为主他们不仅奔走在中原的汉族地区,也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兴趣，许多传教士因此来到偏远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据统计，仅1887—1915年间,英国内地教会和法国天主教海外传教会在西南的传教士达上千之众；至1870年，皈依天主教的人数在四川有八万人，在云南约有八千人，其中还有不少是黔西北、滇东北的苗族，滇西的傈僳族，昆明附近的撒尼族。

为了传教需要，传教士们长期生活在这些地区,学习当地的民族语言，收集民俗风情,有的编纂字典,有的还替无文字的民族创造拼音文字等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传教士维亚尔（P. Vial，1855—1918,中文名邓明德）1888—1917年的三十年间，他不仅在云南撒尼人生活的区域购买土地、建立教堂、设立学校、培养撒尼族神父等,还定期给派遣他的法国海外传教会出版的刊物撰写文章,在介绍自己传教经验的同时,也用大量篇幅记述撒尼人的生活,内容包括神话、信仰、语言、婚姻、历史以及与汉族的关系,并且编写了《倮法字典》。

虽然维亚尔想将所有撒尼人皈依天主教的梦想并未实现，但却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有关撒尼人的民族志资料

传教士东来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将中国不少地方的风土人情定期报告给总会这些报告，引起了一些欧洲汉学家、探险家的兴趣，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陆续来到中国，进行各种资料的搜集和调查活动例如，瑞典学者斯文·赫定（S. A. Hedin，1865—1952）在1894—1899年先后三次到中国的西藏、新疆进行探险，除了在考古学上有着颇具意义的重要发现外，在他的《走过亚洲》《亚洲沙漠》等著作中也对所经地区的民族状况进行了描述。

又如，德国学者李希霍芬（F. v. Richthofen，1833—1905）于1868—1872年到中国调查地形和矿产资源，收集各方面的地质学资料，回国后写成《中国旅行记和调查报告》的第一卷，之后陆续出版，总计达三十六卷之多。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新兴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并发展之时，欧洲一些早期的人类学民族学家因此也开始关注中国例如，英国的爱德华·泰勒(E.B. Tylor，1832—1917)、弗雷泽(J. G. Frazer，1854—1941)等就在他们的著作中将中国人的一些文化习俗作为比较研究的材料。

欧洲人在中国开展的早期人类学研究，对人类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激发了一些民族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的自强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二  20世纪前期的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

（一）高本汉与中国音韵学高本汉（K. B. J. Karlgren，1889—1978)是瑞典汉学家,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在该书中，他尝试通过“拟构重建”中国的中古、上古音系，进一步对中国的现代方言开展系统研究，从而用音韵学的研究指明现代方言是怎样从古音演变出来的。

高本汉将西方的音韵学原理与大量的实地方言调查相结合，利用广州、客家、福州等地的方言字典等材料，考察日译吴音（5—6世纪）、日译汉音（6—7世纪）、朝鲜借词（约公元600年）、越南借词（9—10世纪）等外语借词，并参考各种带解说的中国韵书和韵图等多种方法开展研究。

他在山西省太原市居住了两年，足迹遍及整个华北地区，调查了约三十三种方言这些实地调查的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省的资料，后来成为他重构古代汉语语音的资源之一《中国音韵学研究》是高本汉构拟中古音的代表作，主要内容陆续发表于1915—1926年间，中译本由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共同翻译。

在翻译中，三位中国学者又增加了注释并补订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高本汉的其他著作还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1923 ）、《藏语和汉语》（1931）、《诗经研究》（1932）、《汉语的词族》（1934）、《汉文典》（1940）、《汉语》（1949）、《中古及上古汉语语音学简论》（1954）等。

（二）安特生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瑞典学者安特生（J. G. Anderson，1874—1960）是中国考古学界熟知的名字，人们多把他与中国的仰韶文化联系在一起八十多年前的1921年，他发现了仰韶村遗址；同年10—12月，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渑池县政府的支持下，他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1893—1987）、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O. Zdansky，1894—1988）一道发掘仰韶遗址，自此拉开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序幕，把中国远古文明的探索与研究纳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安特生能来中国，源于1914年被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聘请为顾问，协助中国地质学家寻找铁矿、煤矿他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同事，曾到过河北、北京、山东、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在采集古生物化石的同时，也发现中国石器的分布十分广泛，而且有石器分布的地方文化层堆积丰厚，于是开始着手石器的采集。

1920年，他发表了《中国新石器类型的石器》一文这是他最早的一篇考古学论文，标志着他的兴趣由自然转向人文，也标志着一向默默无闻的中国远古文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1918年10月，安特生通过家住仰韶村的王某得知仰韶村出产古生物化石。

后来，他因仰韶发现的陶器与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现代中国汉族地区的民俗文物相似，推测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仰韶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三）史禄国与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v，1887—1939）1910年毕业于巴黎大学人类学学院，返回俄国后，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帝国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

1915年，他被选为人类学学部委员他早期主要围绕通古斯人进行学术研究，曾多次探察东部西伯利亚及中国黑龙江省等地1912—1913年，他曾到后贝加尔地区做过三次考察；1915—1917年，他又到了中国的蒙古和东北地区，最初两次考察得到了俄国中亚和东亚调查委员会的援助，第三次考察是在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的指导和部分经费支援下以“满洲探险”的名义进行的。

1918—1922年，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任人类学教授

从1923年至1939年逝世，史禄国主要在中国任教和研究这一时期，他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体质人类学他所从事的体质人类学并不限于体形学（人体测量学），而是深入到生理现象、从人体形态的类型发掘其生理上的差异，一直到人体各部分生长过程的区别。

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把生物现象与社会和文化现象相衔接，突破了人类的精神领域，再从宗教信仰进入现在所谓意识形态和精神境界20世纪20年代，他在夫人的协助下，曾在华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作中国人的体质测量工作。

他用英文写过多部著作，其中较重要的有三部：第一部是《华北的人类学》，1923年由亚洲学会在上海刊印第二部是《中国人体质发展过程》，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布该书主要将他在浙江、江苏对活体测量所得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再上升为理论。

第三部是《华东与广东省的人类学》，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商务印书馆刊布他还利用体质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史上的人口流动做出过富有创见的推测这些研究，至今仍有价值——如果进行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追踪调查，将对近八十年来中国人体质发展过程研究很有帮助。

   史禄国还曾参与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的建设1927年的7—8月间，中山大学筹备设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以傅斯年（1896—1950）为筹备主任，聘傅斯年、顾颉刚（1893—1980）、史禄国等为教授语言历史研究所设有人类学组，主要由史禄国负责，曾计划招收研究生，进行广东省及邻省的民俗与人类学材料征集，并创设人类学馆。

1928年，语言历史研究所又将珠江流域各省之民族及人类学研究、创设民族民俗馆作为集体工作的第一项1928年夏，史禄国夫妇受中山大学与中央研究院联合委派，与杨成志（1902—1991）、容肇祖（1897—1994）前往云南省调查民族；7月中旬，来到昆明市，史禄国夫妇对当地的学生、士兵、犯人共计1995名进行人体测量，摄制人类学照片150余幅；原计划对彝族的调查，因为土匪未靖，史禄国夫妇不敢前行，只有杨成志只身闯入彝区调查；10月，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内设八组，第七组即为人类学民俗学组，仍由史禄国负责。

1929年，他又在广州测量士兵史禄国在粤期间，所编著的《中国南方人发育论》《中国南方人类学》(第一部)，均在广东完成并出版（四）苏联民族学家在中国相较于早期欧洲人类学家在中国各领风骚而言，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来到中国大陆进行田野调查的欧洲人类学研究者，只剩下苏联民族学家一枝独秀了。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学习苏联”成为了国家层面的发展目标，这使得苏联人类学家在这一段时期大量进入中国，不仅给中国人类学者带来了苏联民族学的思想，也使得苏联民族学家更为细致地开始研究中国第一位来到中国的人类学家当数切博克萨罗夫（

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1907—1980）他是应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邀请，从1956年开始，连续三年在北京开设研究生班课程，并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与外国顾问值得一提的是，切氏在1957—1958年，分别与中国学者一起在广西、广东（包括海南岛）等地进行了田野工作与教学，与林耀华（1910—2000）合作撰写的《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成为了1949年后中欧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合作的第一个里程碑。

同时，切氏亦将自己在中国长期田野调查与访谈的资料，整理编写成了专著《中国民族的人类学》该书通过对汉族与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各邻国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提出了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与欧洲人种成分的区别，认为中国居民在其所有历史阶段具有不一致性。

同时，切氏在中国与一大批中国人类学家进行了合作研究，如林耀华、黄淑娉、王辅仁（1930—1995）、宋蜀华（1923—2004）等在这些合作中，最著名的是切氏与林耀华在20世纪中叶合作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

两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苏联民族学的方法结合，于1958年一起提出“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并在1961年在苏联用俄文发表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1985年被翻译到中国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几乎同时到达中国的另一位苏联学者谢尔久琴科，从1954年开始作为郭沫若（1892—1978）的顾问在中国研究民族语言与人类学问题。

他的田野调查几乎遍布中国南方各省各民族地区，参与了民族识别工作，最终提出了为中国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建议并被采纳他的田野调查资料与调研材料，最终形成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是1957年1月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关于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进行民族学和语言学调查的问题》一文。

尽管1949年之后的苏联民族学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但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专家的大规模离华，这种情形又发生了巨大改变；而欧洲人类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亦转向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

三  从民间宗教看中国文化模式对于人类学学者来说，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因此，研究中国的欧洲人类学学者在他们的具体研究中，对中国宗教现象十分重视；并且，由于他们向来强调民间社会的重要性和精英文化的局限，所以又对中国汉族民间的信仰与仪式尤为关注。

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理解中国独特的文化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英国古典人类学家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弗雷泽的《金枝》(1890）两书中，都把中国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等想象与“原始的文化”列为同类。

对制度化现象和基督教伦理十分关注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Weber，1864—1920）认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有儒教和道教，民间只有不属于宗教范畴的巫术和习俗这些民间巫术和习俗是道教的延伸，自身并不形成独立的宗教体系。

19世纪末，荷兰籍的汉学家高延（J. J. M. d. Groot，1854—1921）依据他在福建民间的调查，写成了《中国宗教体系》（1892）一书他把民间信仰仪式与古典的文本传统相联系，认为民间信仰体系是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实践内容，是一个系统化的宗教。

高延是一位汉学家兼民族志田野工作者，他所搜集的实证及文献资料主要来自清代末期福建南部城乡的民间仪式活动与道教科仪高延的研究受人类学进化论的影响深刻，他把近代中国观察到的习俗、仪式与信仰解释成古代社会的“遗存”。

他的“古代社会”指的不是中国的原始时代，而主要是先秦的《礼记》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儒、道、佛三教他主张，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必须熟知上古和中古文献，因为民间宗教是这些古典传统的延伸形态高延的研究还试图通过综合史料与现实性的调查，探讨中国民间宗教的社会—文化意义。

他认为，中国民间宗教的基础是古代泛灵信仰和儒教社会伦理与宇宙观形态，之所以能延续存在到他所处的时代，原因在于它是处理社会关系的逻辑和人们对世界的看法高延的研究首创把民间信仰行为视为“宗教体系”后来，在“功能主义”风行的20世纪20—50年代，社会人类学界潜在地把中国民间仪式看成与宗教具有同等地位和功能的体系。

例如，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Brown，1881—1955）在他的《宗教与社会》（1945）一文中花了不少篇幅谈论中国宗教的特性他发现，中国古典哲学家和官员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给予极大的关注，原因在于，认为合乎规范地举行仪式是社会赖以维系自己的秩序的关键。

这种看法在民间被广泛接受，形成了与理想形态一致的宗教体系布朗进一步认为，中国人对仪式的重视，不仅证明了中国宗教的主要内涵是仪式，而且这为理解世界上的所有宗教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他看来，因为宗教的支柱是仪式而不是信仰，因此，不管是文明社会还是原始社会，仪式可以作为宗教体系加以研究。

在高延、“功能主义”人类学思想的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之后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学者，均同意把中国民间的信仰和仪式看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

葛兰言（M. Granet，1884—1940）是法国社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国民间宗教和仪式的研究方法是古社会史和文化史他所著的《上古中国的诗歌与节庆》一书（1936年以法文出版，1975年被翻译成英文）可以说是中国民间宗教发生学的唯一论著。

他在书中认为，中国民间宗教起源于中国先秦时期，是农业季节性庆典的社会衍生物上古的《诗经》提供了这一论点的论据，因为《诗经·国风》所反映的基本上是自然界农作物的生长、衰弱、收获的节奏如何成为民间仪式和信仰的时间基础。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祭祀具有社会意义，具有调节社区人文关系的作用后来，这些具有社会意义的仪式活动被统治者吸收、改造，蜕变为古代中国所需要和采用的官方象征文化和宇宙观，服务于政治并被文本传统所记载换言之，与高延正相反，葛兰言认为：中国民间宗教产生于民间的生产与社区生活，是远古民间生产习俗的表现，后来被早期的统治者及其士大夫系统化为完整的宗教象征体系，官方的大传统都是它的模仿。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人类学家们开始关注中国民间宗教的社会与文化分析1981年，剑桥大学出版了埃米莉·马丁（Emily Martin）的《中国仪式与政治》一书，利用作者所收集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论证了中国民间仪式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政治意义。

马丁指出，中国民间仪式雷同于衙门的政治交流过程，是一种意识形态交流的手段，具有自己系统化的符号和程式，是上下等级的构成以及等级间信息交流的演习，反映了政治对宗教仪式的深刻影响，同时反映了民间对政治交流模式的创造。

四  中国社会的宗族与政治研究宗族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宗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尤其是在宋明以后，具有相当全面的社会功能，构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同时，宗族组织及其规范与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正统文化。

——儒家文化又具有高度的、内在的精神和逻辑的合一性因此，宗族及其相关问题，便成为欧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国的宗族在地域上发展很不平衡，总的说来在江西、广东、湖北、福建、浙江等地区比较发达。

欧洲人类学对华南宗族的研究成果，涵盖了社会人类学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的四大传统研究领域早期的中国宗族研究阶段在20世纪20—40年代，受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分析之影响，林耀华、胡先晋、许烺光（1909—1999）、美国人库普（D. H. Kulp，1888—1980）等学者都已全面注意到汉人宗族对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

而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 Freedman，1920—1975，也译作斐利民）则把汉人宗族研究推为人类学争论的焦点，并开创了被沃森（James Watson，一译华琛）称之为“宗族范式”（Lineage-paradigm）的研究。

弗里德曼写过许多关于中国宗族的论文，主要思想在两本专著中得以体现：一本是1958年出版的《华南的宗族组织》，另一本是1966年出版的《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他对华南宗族的研究采取了西方以伊凡-普理查（E. E. Evans-Prichard，1902—1973）和福特斯（M. Fortes，1906—1983）为代表的“世系理论”（Lineage Theory）为框架展开。

普理查的《奴尔人》 (1940)、福特斯的《泰兰西人的宗族制度》(1945)以及他们合编的《非洲政治制度》（1940），均致力于反驳和修正马林诺夫斯基（B.K. Malinowski，1884—1942）、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文化分析方法。

他们在关注非洲无政府、无国家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解释没有国家的社会如何建构自己的社会秩序，围绕“世系/宗族”建构了非西方的政治模型理论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E. R. Leach，1910—1989)受业于马林诺夫斯基，却批评功能主义只关注平衡，不讲冲突和变迁，从而致力于改造功能主义他的研究关注于缅甸北部的克钦人，而缅甸的克钦人就是中国的景颇族，因此，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制度的研究有很大影响。

在《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一书中，他对克钦人政治制度之动态过程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钟摆”模式他在研究中发现，克钦社会中存在两种相对的政治秩序：贵族制的“古姆萨”（gumsa）与民主制的“古姆朗”（gumlao）。

前者表现着集权的色彩，后者则透露出无政府的遗风每一制度都存在着“山官—百姓等级制”与“丈人集团—姑爷集团亲属制”之间的不相容这种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导致了两种制度之间的不断摆动，“在客观外界纷乱的情势下，一般的趋势是古姆朗转变为古姆萨，古姆萨又转变为为古姆朗”。

但是，这种转变保持了“动态平衡”然而，对中国景颇族进行过长期研究的龚佩华教授却认为，“利奇之所以认为古姆萨和古姆朗两种制度存在着组织结构上的无恒性，是因为他仅仅运用了结构分析法，仅从社会的无意识结构中去寻找解释社会所以变化的原因……利奇没有从古姆萨社会内部去寻找演变的根本动力，没有从历史上去了解古姆萨制度之产生、形成和演变的全过程，当然就不可能分清古姆萨的原生形态和演变形态，因而也不可能了解演变的真正动力”。

王筑生通过在中缅边境的田野考察也证实，那里的政治秩序远远多于两个克钦/景颇族山官制度发展所呈现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说明，导致克钦政治制度变迁的原因并不是简单地导源于“古姆萨—古姆朗”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钟摆”模式。

20世纪50—70年代，弗里德曼还系统地将普理查、福特斯这套基于非洲社会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世系/宗族”理论运用于有政府、有国家的中国社会中开展宗族研究由于50年代的中国大陆不向西方的人类学学者开放，因此，他成名之作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华人社区研究和二手资料推论。

他懂得在中国研究中认识亲属及宗族组织的政治、社会、经济功能的意义的重要性，他把从非洲模式中学得的知识应用到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研究中他受普理查的影响，注重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脉络总模式化中考察宗族，把宗族视为社会构造物，强调宗族组织及其中心社会功能，主张研究不同时空下从A（属于较小的宗族社区）到Z（属于较为富有、人口较多的宗族）排列的不同宗族模式。

他把宗族视为有组织的社会实体，认为土地和族产是其重要基础在《华南的宗族组织》《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两书中，他强调宗族各支之间及各成员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地位和身份方面的不平等性和异质性，展示了新的视角。

弗里德曼提供了一种对原生的、模式化的、乡土的实体性宗族解释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后来出现了对扩展性的、次生的、历史的实体性宗族研究，观念意识形态的宗族研究和文化象征性的宗族研究等不同宗族研究视角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类学也一直对宗族问题予以关注，庄孔韶、王铭铭、周大鸣、潘守永、张华志、段伟菊、兰林友等人就汉人宗族的变迁、宗族与地方政治，南方与北方宗族的比较，宗族与文化等问题，与西方学者进行了对话。

除了汉人宗族以外，亟待开展的还有少数民族与汉族宗族制度的比较研究五  对港、澳、台地区的研究区域研究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方法，在现代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变得尤为重要每一项研究的开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人类学研究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亦有着自身脉络的变化港、澳、台作为中国最早接触到欧洲人的区域之一，自然是希望了解中国的欧洲人类学家最便于进入的区域加之港、澳、台三地或多或少均有过被殖民者管制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孕育了具有三地自身特色的文化事项，几乎必然会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地方。

特别是1949年后，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港、澳、台三地更是成了欧洲人类学家进入中国仅有的视窗（苏联人是个例外），港、澳、台的研究因而对于欧洲人类学家研究中国变得尤为重要（一）欧洲人对香港的研究早期有关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与世界人类学发展进程一样，来自于非人类学专业领域的“探险家”、传教士与殖民地官员们。

欧洲人大量来到东亚之后，特别是1840年之后，各种带着欧洲特色的或猎奇或严肃的早期人类学作品一一出现作为鸦片战争后被殖民的第一个区域——香港，它的人类学研究亦是如此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强迫清政府将新界划为英国的租借地。

之前，英国政府要求官员提供报告当时的殖民官员骆克（J. H. S. Lockhart，1858—1937）做了认真而深入的工作，写出两份报告，分别出版于1898 年和 1900 年骆克的报告实际上就像微型地方志，详细记述了新界的土地归属、社会组织、亲属关系、宗教、政治群体、经济、住房、人口、农业等状况；而且，他精通中国语言，熟知中国社会。

毫无疑问，早期的殖民官员对当地的详细记述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学式的而来到香港的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家，还得等到五十年之后1950 年，华德英（B. Ward，1914—1981）女士抵港开始人类学研究彼时的华德英身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授予的人类学硕士学位，来到香港开启了香港人类学的大幕。

而与其他来到中国的早期人类学研究者和殖民官员不同的是，华德英将研究兴趣放在过去很少被官方正统学者与官员关注的“疍民”身上“疍民”作为生活在中国南方海域的水上居民，一直以来并不受到官方“编户齐民”的支配，华德英因而从结构人类学入手，对香港疍民和渔村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观察和讨论。

她认为，仅从显性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并不能说明疍民被当作一个“异类”的长期存在，无论它是否源于华南土著越族，水上人与陆上人始终以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成为华南“中国人”的一分子；疍民之所以被华南文人传统视为异己，既非他们有物理空间上的隔离，亦非社会距离上的隔离，能足以保留他们文化和社会结构原状的原因，是在一个共同的“文人模式”之下所形成的意识模型的多元性及不同模型之间复杂的相对性。

（二）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澳门的人类学研究与“土生葡人”一词是分不开的，它一直是澳门人类学关注的中心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澳门作为欧洲人在中国最早的长期据点、四百年来中西交往的汇聚之地，产生了为数众多的特殊文化事项，“土生葡人”便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澳门特色。

人类学家对于澳门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何判定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文化的产生以及土生葡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定位问题人类学家卡布拉尔（Cabral）在讨论澳门土生葡人时认为，有三种因素可以用来识别自我或他人是否为土生。

一是语言，即某人及家庭与葡萄牙语的任何联系二是宗教，包括个人和家庭与天主教的任何认同方式三是欧亚混血卡氏认为，这三种因素中的每一种都可以作为识别澳门土生葡人的基础在特殊情况下，具备有其中一或两个因素也可以认为是土生葡人。

有关“土生葡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不仅针对的是某一个血缘人群，而且作为一个认同的观念成为了人类学讨论的话题最具代表性的对土生葡人的研究来自阿玛罗（Ana M. Amaro），“大地之子”也至此成为了一个对土生葡人的称呼。

阿马罗详细探究了澳门土生葡人作为一个群体的由来，认为土生葡人的强烈群体认同来自自身复杂的族群属性与历史渊源，指出了土生葡人的语言具有的特殊性对于澳门土生葡人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也有所探讨，较有代表性的有周大鸣、汤开建、孙九霞、李居宁等。

这些学者分别从澳门的族群与族群关系、土生葡人的历史过程、澳门回归祖国后土生葡人的社会调适等方面，研究了土生葡人的议题未来对于澳门的研究，需要提升的是，将澳门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研究（三）欧洲人类学家对台湾的研究

台湾是中国最大的岛屿，早在19世纪，欧洲人类学家对台湾的研究就已开始台湾近代复杂的历史进程，使得欧洲各国的人类学家对它的研究呈现出波浪式状态早在清同治七年（1868），时任打狗（今高雄）海关税务司司长的英国人怀特（Francis。

White）便在台南地区进行过一次探险旅行，当他的游记被发表于世时，已是两年之后的事情了怀特的游记，描述了一个多元部落的南台湾虽然他不乏主观臆断的描写，但由于对南台湾各部落的民俗与生产生活做了一个管窥式的介绍，在研究早期西方人对于台湾的认知上具有人类学意义。

第一本具有浓厚人类学色彩的研究台湾的人类学著作，当数英国人必麒麟（W. A. Pickering，1840—1907）在1868年写成的《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该书第一次通过西方他者的视角，有意识记录了台湾复杂的族群与群体之间的社会结构，认为台湾是一个复杂的区域，不同的群体在台湾拥有不同的认同与利益诉求。

关于欧洲人类学家的台湾研究，不能不提到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他任教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曾经担任过英国中国研究学会会长（1999—2002）自1960年代开始，他便在台北市郊的石碇乡进行田野调查，在台湾写就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1992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一书。

王斯福通过人类学视角，对中国民间宗教里的权力结构即官方与民间、神灵与人的互动方面议题，提出“帝国的隐喻”不是地方对中央帝国行政体系、正统宇宙观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由民间的宗教科仪树立一个相对秩序的地方社会。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等级严密的科层制度，而是地方社会在超自然领域的建构王斯福强调民间宗教的隐喻对于一个社会秩序构建的重要性，认为它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射出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六  余论：未来中国人类学展望一百多年前中国的人类学，是从欧洲传入的。

欧洲人类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者提供了典范而在这些研究背后、支撑这些研究的不同时期欧洲人类学思潮，更是形成了中国人类学成长历程中的欧洲传统它具体体现在：古典进化论的影响；1949年后苏联模式的民族学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全域的影响；英国功能学派传统通过吴文藻（1901—1985）、费孝通（1910—2005）、许烺光等人的传承，法国社会学派传统通过杨坤（1901—1998）、杨成志等人的传承。

1949年后，由于受到大范围政治环境的影响，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曾经中断了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研究得以恢复，中国人类学中的欧洲传统也慢慢复兴；大量欧美学者进入中国大陆开展人类学调查，研究主题无所不包，所借用的解释框架也随着人类学理论多元化而引入了性别、权力、实践等视角，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成为一种潮流。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崛起，也同样影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对现在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者来说，已经很难分清哪些理论和研究是欧洲的，哪些是北美的，它们都被冠以“西方的”而被不分彼此地接受。

这种情况，估计在欧洲的人类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在运用某种理论或是方法展开研究时，确实很难分辨出它是来自美国还是欧洲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在欧洲人类学的中国研究领域出现一大批中国年轻学者的同时，在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热潮。

中国的年轻学者或与欧洲学者合作，按照当代人类学最流行的理论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国和中国社会，使得当代欧洲人类学中国研究领域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国而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局面，从而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学术对话空间的研究领域。

现在，在世界性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已经不可想象没有中国学者的加入而能取得理想成果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在经过欧风美雨的浸淫、民族志田野调查资料的多年积累和学科中断又重建的复杂历程之后，对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感觉到，从其他地区研究中推导出来的人类学理论，并不完全适合解释中国社会；并已经意识到，人类学的中国研究长期以来习惯于延伸其他地区发展出来的人类学理论和范式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意识，而对世界人类学界的贡献不足。

对此，中国的人类学已经开始对四个方面展开客观审视：一是田野调查，二是族群与区域研究，三是应用研究，四是历史的研究取向，并致力于普及人类学的影响如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

例如，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及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

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 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研究者消解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知识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会更大，人类学也因此会成为一门“显学”。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第101—111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到“中国历史文化中心”网站点击“南国学术”后，下载PDF版网址是：https://cchc.fah.um.edu.mo/south-china-quarterly/。

昨日回顾：《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全文版（9）”(南开大学 叶嘉莹教授的文章《柳永词毁誉再评议》明日预告：《南国学术》2020年第1期“全文版（11）”(复旦大学 陆扬教授的文章《“性别批评”的前世今生》

  编辑、校对、排版、设计：田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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